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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居官不败4(第3页)

着眼处,还应比这更远一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

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发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

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

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船等为人手

之处。只要把他们的长处让我们都有,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

有器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

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

对他们也是罪过。

曾国藩的意思是讲“弱国无外交”,只有真正强大起来,

处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

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难怪他死后,左宗棠评价他“谋

国之忠”了。

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可能只限于常人之间及

日常生活的小事,更会涉及到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

主张。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

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

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

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问,应当在

“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

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

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

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

中,就形成

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

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

“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

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

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

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

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

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

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

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

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

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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