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孩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感觉像过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对面教堂的台阶上有个喝醉了的人开始吹起了军号。悠长的号声……嘀……嘀嘀……嘀嘀嘀……嗒嘀……嗒嘀……一直不停……
瓦伦汀开始哭了。她说那真是可怕。但是你没法反对。他们吹的是《最后一岗》。那是给死去的人的。你不能反对他们在那天晚上给死去的人吹《最后一岗》。即使吹号的人是个醉鬼,即使号声让你发狂。死去的人应该得到他们能得到的一切。
如果不是事先了解她的心情而有所准备,这样的表现会让玛丽·莱奥尼觉得是种夸张的煽情罢了。英国的军号乐声对死去的法国人来说可没什么用,而英国人在战争里的损失从数量上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因为一个醉汉吹起了他们的哀乐而变得情绪激动[246]就太犯不上了。法国的报纸估计英国就损失了几百号人。和成百万她自己的同胞一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她明白那天晚上那个女孩在那位妻子手里经历了很糟糕的事情,但她又太骄傲而不愿意因为她个人的不幸表现出激动的情绪来,她就装作是因为听到了那个军号声而发泄出来……那曲子是够哀伤的。她明白过来是在克里斯托弗,把他的脸从没关好的门里伸了进来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小声地告诉她,他要去让他们别吹了,马克受不了那个号声。
那个女孩很明显是神游去了,因为她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她,玛丽·莱奥尼去看马克了,而那个女孩就坐在那里,坐在床上。那个时候马克已经非常平静了。那个军号已经停下来了。为了让他高兴点,她说了几句为了一小撮死去的人就在凌晨三点吹哀乐是多么不合适的一件事情。如果那是吹给死去的法国人——或者如果她的祖国没有被出卖!在离他们的边境还有那么远的时候就给那些恶棍休战的机会就是出卖她的祖国!仅仅因为这点就算得上是那些虚伪的盟友的欺诈背叛了。盟军应该直接从那些恶棍中间碾过,去屠杀他们上百万手无寸铁的人,然后还应该用火与剑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片废墟。让他们也知道像法兰西一样遭受苦难是什么感觉。没有这么做就算得上是背叛了,那些没有出生的孩子会因此遭报应的。
但是他们也只能等着,在那个时候,即使在这种背叛已经成为事实之后,他们也只能等着,等着有人通知这种背叛具体的细节条款究竟是什么。他们现在可能连柏林都不想去了……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马克呻吟了一声。事实上,他是个好法国人。她就是如此调教他的。那个女孩也到这个房间里来了。她受不了一个人……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她开始和马克争执。女孩问道:“难苦难还不够多吗?”他同意说苦难已经够多了,但是必定要有更多……就算是为了对可怜的该死的德国人公平——他管他们叫可怜的该死的德国人。他说:“你对自己的敌人所能做得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不让他们知道残忍的行为会有无情的后果。对此加以干涉,让人们看到如果他们肆意妄为了却又不一定会受到相应的报复,事实上,这么干简直就是犯下冒犯了上帝的罪孽。如果德国人不在全世界面前经历一次这样的报复,那这就是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末日。又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早晨六点在一个叫盖默尼希[247]的地方附近发生的事情一次次地重演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活该……”
那个女孩打断说这个世界已经变了。马克疲倦地往后靠在枕头上,讽刺而尖锐地说:“是你这么说的,那你可以去负责这个世界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他看起来倦透了。
这两个人争论的样子很奇怪——在凌晨三点半争论“形势”。好吧,看起来那天晚上谁都不想睡觉。就算是在那条僻静的街道上,也有人群走过,一边吵闹,还一边拉着六角手风琴。她从来没有听到马克和人争论——而她再也听不到他和人争论了。他似乎用一种疏远的宠溺来对待那个女孩,就好像他很喜欢她,但是又觉得她学的东西太多了,太年轻了,什么经验都没有。玛丽·莱奥尼就这样看着他们,专心地听着。二十年来,这三个星期是第一次让她看到了她的男人和他自己的家人打交道接触的样子。这么一想她就很着迷,一想起这件事她就沉迷其中。
然而,她能看出来,她的男人内心都已经疲惫了。而且,明显那个女孩也到了她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她说话的同时看起来也在听着远处的声音,她一直回到那个惩罚与现代思想格格不入的观点上。马克则坚持他的观点,认为占领柏林并不是惩罚,但是不占领柏林却造下了智识上的罪孽。侵略的后果就是反被侵略和有象征意义的占领,就像自信过头的后果是遭到羞辱一样。对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对他自己的国家来说,逻辑就是这样的——这是她生存的逻辑。背弃这样的逻辑就等于放弃清楚的思想——这是种思想上的懦弱。让全世界看到一个被占领的柏林,在她的公共场所摆上武器架子,插上旗帜,就是展示英格兰尊重逻辑。不让全世界看到这样的景象则显示出英格兰是个思想上的懦夫。我们不敢让敌国遭受痛苦,因为我们一这么想就害怕。
瓦伦汀说:“痛苦已经够多了!”
他说:“是,你害怕痛苦,但是世界必须要有英格兰。对我的世界来说,好吧,把它变成你的世界,然后随它怎么堕落崩溃吧。和我没关系了。但是,你必须要负起责任来。一个能让英格兰演出一副道德懦弱的闹剧的世界会是个层级更低的世界……要是你降低了跑完每一英里的时间要求,你就等于你降低了纯血马的质量。想想看。如果‘柿子’没能取得它曾经取得过的成绩,法国大奖赛就不会是那么重要的赛事,而且迈松拉菲特[248]的驯马师也不会那么有效率。还有骑师,还有马厩的马童也一样,还有运动记者……有个坚持原则的国家,世界会受益的。”
瓦伦汀突然说道:“克里斯托弗去哪里了?”语气如此激动,就好像是打出了一拳。
克里斯托弗出去了。她大叫道:“但是你不能让他出去,他身体不好,不能一个人出去,他出去一定是为了回去……”
马克说:“别走……”因为她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出去是为了让那个《最后一岗》停下来。但是你可以演奏一下《最后一岗》,为了我。也许他已经回到格雷律师学院广场去了。他应该是去看看他妻子怎么样了。我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
瓦伦汀带着极度的痛苦,说:“他不能这样。他不能。”她也走了出去。
那个时候玛丽·莱奥尼才有点明白,后来她才完全弄明白,克里斯托弗的妻子出现在了克里斯托弗的空屋子里,就在几码远的那个广场上。大概他们晚上很晚的时候满心爱意地回来了,结果发现西尔维娅在那里。她来是为了告诉他们她因为癌症要动手术了,这样一来,生性敏感的他们就几乎没办法在那个时候还想着要一起上床了。
那是个不错的谎话。那位提金斯夫人的确是个有主见的女人。这是不容置疑的。玛丽·莱奥尼她自己——半是出于她的天性,半是因为她丈夫的强烈要求——要照顾那两个人,但是那位提金斯夫人绝对是个天才。尽管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害的一对男女,但她成功到极点地给那对男女制造了麻烦,还抹黑了他们的声誉,尽管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害的一对。
在休战日那天他们肯定没能好好地庆祝。在他们的庆祝晚宴上,一位出席的军官绝对是疯话连连;另一位克里斯托弗团里的战友的妻子对瓦伦汀态度粗鲁;他们团的上校又抓住机会,乘机像演戏一样地死去了。很自然,其他的军官都跑掉了,把那个疯子和要死的上校扔到克里斯托弗和瓦伦汀手上。
那还真是一次舒适的蜜月旅行[249]……听说他们最后和那个疯子,还有另外那个一起,找到了一辆四轮马车,他们坐到了巴尔汉姆[250]——一个什么都没有的郊区,马车外面还挂着十六个庆祝的人,还有两个人骑在马背上——至少从特拉法加广场出来的几英里之内是这样。他们自然是对马车里面有什么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只是单纯的快乐,因为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任何苦难了。瓦伦汀和克里斯托弗在切尔西[251]的某个地方把那个疯子扔给了一个接受弹震症病号的收容所,但是没有机构愿意接收那位上校,所以他们只能坐车朝巴尔汉姆去,上校在车里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他的成就,还有他欠克里斯托弗的钱,发表了一番临死前的演说。据说瓦伦汀觉得那些话尤其折磨人。那个人死在了马车里。
他们不得不走回城里,因为那辆四轮马车的车夫由于他马车里死了人这件事大受刺激,连车都驾不动了。还有,马还滑了一跤。等他们走回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就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一路上他们几乎都得从密密的人群里挤过来。很明显,他们因为完成了任务——或者做了好事而高兴。他们站在圣马丁教堂台阶的最高点,俯视整个广场,整个广场还是亮堂堂的,挤满了人,人们大声嚷嚷着,到处都是铺路的木板和从公共汽车上拆下来的木板堆成的篝火,纳尔逊纪念碑高耸在人群之上,喷泉池里满是醉鬼,演说的人和乐队。他们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拥抱在一起——第一次——尽管他们已经互相爱慕了五年多了。什么样的人啊!
然后,在律师学院那幢房子楼梯的顶上,他们看到了西尔维娅,她穿着一身白衣服!
很明显,有人告诉了西尔维娅,克里斯托弗和那个女孩有联系——是一个因为欠克里斯托弗的钱所以不喜欢他的女士告诉她的。一位名叫麦克马斯特的夫人。很明显,世界上不喜欢克里斯托弗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欠了他的钱。那个上校、那个疯子,还有那位对瓦伦汀很粗鲁的女士的丈夫……都是!都是!还包括沙茨魏勒先生,他只给克里斯托弗寄过一张支票,数额是应该付的一大笔钱的零头,然后就因为他作为战俘所经历的痛苦而精神崩溃了。
但是,手里攥着一个女人的命运的那个克里斯托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凭什么能在他手里攥着一个女人的命运呢?……任何女人!
这些几乎就是她的马克和她,玛丽·莱奥尼,说过的最后的话。她当时正扶着他,这样他才好喝到她给他准备好的安眠的药茶,然后,他严肃地说:“我没有必要再要求,没必要再嘱咐你对温诺普小姐好一些了。克里斯托弗是不能照顾好她的。”这是他最后说的话,因为这之后电话铃立刻就响了。这之前他好像又烧得很厉害,而就是在他的眼睛大睁着盯着她,她放进他嘴里的体温计在他发黑的嘴唇上闪光,同时,她在后悔让他被他的家人折磨的时候,从客厅里传来了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紧接着,沃尔斯滕马克爵爷的德国口音,带着那种习惯性让人不舒服的感觉,在她耳边嗡嗡响起了。他说的是内阁还在开会,他们想要立刻知道马克同各个港口通讯时使用的密码。他的副手似乎在那天晚上的庆祝里消失不见了。马克在卧室里尖刻地讽刺道,如果他们想要阻止他的运输舰离开港口,他们大可以不必用密码。如果他们想用其实一塌糊涂的经济状况来给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选举的障眼法充当门面的话,他们尽可以大肆宣扬一下这件事。再说了,他也不相信就他们手头的运输能力真能打到德国去。最近有不少都给毁掉了。
那位部长带着种沉重的欢乐说他们不会打到德国去了——那是玛丽·莱奥尼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刻。但是在她的自制力的帮助下,她仅仅是把这些话复述给了马克。然后他说了句她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而且他还不愿意重复他说了什么。她就是这么告诉沃尔斯滕马克爵爷的,那个哧哧笑的声音说他猜这就是会让那位老伙计不乐意的消息。但是我们必须要适应自己的时代。时代已经变化了。
她已经从电话机旁走开,去看了看马克。她和他说话,她又和他说话。然后再一次——说得飞快而慌乱的话连珠而出。他的脸充血成了深紫色,他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前方。她把他扶了起来,他直挺挺地陷了回去。
她记得自己走回电话机旁,对另外一头的人说起了法语。她说另外那头的人是个德国佬,是个叛徒。她的丈夫再也不会和他或者他的同伙说话了。那个人说:“呃,怎么回事?……你是谁?”
可怕的阴影在她脑海里翻来覆去,她说:“我是马克·提金斯夫人。你害死了我的丈夫。从我的线路上滚开,凶手!”
那是她第一次用那个名字称呼自己,那也是她第一次用法语和那个部门说话。但是马克已经撒手不管那个部门了,不管政府,不管国家……不管整个世界。
把那个人从她的电话线路上轰走之后,她就给克里斯托弗打了电话。他身后跟着瓦伦汀跑了过来。对这对年轻人来说,那天真的是个不怎么样的新婚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