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笑:“喜欢看些闲书。”
“那你来讲,你的表达能力比我强。”
“这个故事比较长,先吃饭,吃完再讲。”
史厅说:“行行,”
因为这是一场吃不是主题的聚会。主题在后面,所以,吃只是一种形式。没喝酒,就不存在劝。大家文明地举举杯子,碰都没碰,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喝着。
虽然只有五个人,菜品却非常丰富,大家说明白确实会吃。
我说:“他还有一张周围乡下秘厨图。哪家私厨的鱼做得好,牛肉炒得好,羊肉火锅有特色,他都知道。下次他带队,我们到乡下吃。”
亦书第一个赞成。说让我们的厨师也一次跟一个。偷点厨艺。
史厅说:“偷了也没用,大酒店要弄花样,人家的实打实。”
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吃完了。
亦书说:“到我办公室去聊天。”
众人起身,跟着亦书往外走。上了电梯,到了七层行政楼东头,进了亦书办公室。
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对比陈总的,还是略小一点,不过布置得更精致,看来他喜欢字画,墙上挂着一些上州名人的书法和画作。
他把我们引入一个茶室,亲自煮茶。
这样的聚会,压轴戏肯定在后头,所以,换了一个地方,更应该先暖暖场子。
史厅说:“继续讲外国没有茶叶的故事。”
我正准备开讲,史厅的手机响了。这个电话似乎很重要,他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
明白向我使个眼色,我站起来。他走到窗户边,对我附耳道:“故事长不长?”
“怎么啦?”
“万一史厅有事要走呢?是不是先和他说说我老婆调动的事?”
我摇了摇头。没有解释,回到座位。
史厅说:“不接电话了,请大师开讲。”
我开始叙述:
1840年,当英帝国用大炮兵舰撞开中国国门时,他们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打开鸦片的销路,二是为了中国的茶叶。
他们需要茶叶,但购买茶叶需要白花花的银子。这让英国人捶胸顿足,于是,他们派出一个叫福敦的“植物学家”来到中国。
拜众多谍战剧所赐,间谍会十八搬武艺,穿西装戴礼帽。其实,有些间谍就是学者,他们穿得很平常。
福敦确实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供职于伦敦园艺学会,很有学问,也很有“经验”。1842年,31岁的福敦怀着盗窃茶种与技术的目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他来到中国,先后去了上海、宁波、福州,剃掉他的那口大胡子,戴上瓜皮帽,配上一条假辫子,变成了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徐霞客”,
他不断深入茶区收集情报资料。历时六年,回国后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种植棉花、蚕豆、茶叶的书。
1848年,他接到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的命令——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最好的种子和茶树运到加尔各答——报酬是每年550英镑(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
6月,福敦再次来到上海,住在英国商人比尔家中。他雇请了两个中国人给他当助手和向导,这两个可怜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经济间谍,他们领着这位爱好植物的外国人深入茶区,甚至来到了武夷山,寻找最好的茶树,采集种子。
听到这里的时候,明白喉咙里发出两声咳嗽声。
他在提醒我,别讲得太长。
我说:“感冒了?秋天了,晚上还是要盖好被子。”
史厅对这故事着迷了,催道:“专心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