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火光熠熠的老鼠闯过我的大脑,从右耳道跑出来。
当时,哈利·波特刚从梦境中脱身,他还认为自己是一只捕鼠的猫,下意识弓身趴在地上。是罗纳德·韦斯莱把他拉起来的。
我则将双手搭在扶手椅的两侧,沉着脑袋看着他们两个人犯蠢。赫敏·格兰杰很在意我给波特看了些什么,又可以说,她很在意波特接受了什么。
“那是我的世界,格兰杰,那是一扇门,本来只为特定的人而打开,也只为特定的人关上。它是一座设计巧妙的监狱,充满折磨的处刑室。”
在1995年,我与一位毫不相干的同学共同前往那个房间,又在第二天,与我的前任男友一起离开。
我记得那个日子,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天。
早晨,我对我的朋友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学业完成。我留下来的书不多,放在集会的房间里,它们杂乱无章,胡言乱语,因为关于生活与斗争,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说。
可以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死了,永远不再说任何话,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在屠杀以后的一切都将趋于无声,永久沉默,只有鸟儿还在啼叫。
那些飞过城堡上空的鸟还能说些什么呢?
对于斗争,它说的也只是:“呀——呀!”
我告诉诺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参与今日的屠杀,即使是我——亦或者某位敌人被杀死的消息,也不能令他产生任何悲伤或是满足的感情。
我对某人说过,我最近会与一位朋友故地重游,去波尔多,亦或者是老弗里西亚。我对她说,在某个假期我曾经去过英国的柴郡,此行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见到许多可以供我日后燃烧的光景。
我对她说,这里没有什么礼物可以留给她,因为我们称不上多么亲密,也不算志同道合。但是我仍旧愿意将一些东西放在她身上。
“真理就是死亡。”我说,“我尽我之所能与它周旋,凡人的时间是有尽的,我们永远都不能让时间停下。”
在中午的时候,我没有吃任何东西,而是躲在房间里去陪伴我的母亲。那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小地方,也是难得的我愿意称之为“家”的小盒子。
“家”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家,不是因为我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最长,而是因为那里存在着我所挂念的人,存在着我所有的羞|耻与残忍的想法,那是个让我觉得安全的地方。
当时,我躺在小床上翻着葬礼上带回来的小册子,那是《圣经》的某个片段。
【当罗德进入琐珥时,太阳已在地球上升起。然后,主从天外之主那里引来硫磺与火,降落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他摧毁着两座城市,所有的平原,所有城中居民,以及地面上的一切生物。】
事情就是这样。
下午两点,我找到藏在房间里的最后两瓶酒,它们早就被打开了——琼瑶浆制成的白葡萄酒以及苏格兰威士忌。
它们一起被混合在酒杯里,大约只有一百五十毫升。我把它们一口喝干净,升腾而上的酒精令我浑身发抖,眼球止不住震颤。
我吸吸鼻子,看着我的母亲流眼泪。
“我还是害怕,妈妈。”我说。
我的母亲还是没有说话,有时候我也怀疑她究竟还在不在这里。于是,我主动走下床,坐在地板上,挨着她躺下来。
我们一起盯着天花板上的那条细线。我觉得那条缝隙又窄又长,不知道是哪一年留下来的东西。它是个隐患,但是从来没有人指出过这件事,而是放任它留在这里。又窄又长的裂缝,留在这里,留在崩塌的前一刻。
“我早就说过,巫师会让你不幸。”她说。
下午两点半,机械闹钟响起来。我挥舞僵硬的手臂将它摁停。闹钟举在我的手上,我却盯着这个东西出神。
五分钟里,我的大脑什么也没想。
第六分钟,我将它塞进袍子里。
我的口袋里总是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今天却装了很多——闹钟、纸条、羽毛笔、一把刀——还有我的魔杖。
纸条是格兰杰给我的,上面是她在麻瓜世界的住址,以及电话,她希望我在漫长的旅行中能够写信过来。羽毛笔曾经属于诺特,那是一个制作的不怎么成功的门钥匙。
在楼梯的转角处,我碰上同样准备出门的斯内普教授。他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挥挥手,给我指了个出城堡的方向。
我扯动脸上的肌肉,朝他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你得冷静下来。”斯内普对我说。
在不列颠群岛的另一个角落,黎里坡·黎里坡议员正在为一个重要的选举做演讲。议题仍然是车臣的战争,欧洲公路上死亡的那数万人。
这个英国佬梦话一样的演说并没有为他赢得酒徒们的喝彩,圣克莱门特附近的酒馆里,老园丁一把摁下收音机的按键,电台跳到园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