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部大方一点,跟着学技术的人就增加较快,农业部这边收的比较紧,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人员流失。
为了这事,两边频繁沟通协调,但也只能治标,达不到治本的效果。
按照符思南的建议,急需管委会拿出新的章程来,对工分制度进行改革,避免事态无序漫延。
说到这里,大家俱都陷入沉思,作为应急手段,简单易行的工分制度,在华兴创业初期,起到了很大作用,几乎在归义民中家喻户晓,有时比燕朝货币还要管用。
现在情况是,归义民们几乎把这套规则吃透了,再继续玩下去,其负面作用必然体现,定会生出不少乱子来。
万一各家互相攀比,整个集团的损失可就大了。
片刻之后,梁继盛让刘建国说说他这边的思路,制度统筹改进的职责,均由管委会办公室牵头负责。
没想到矛盾会这么快爆发,刘建国只能苦笑着做出解释。
要想完成归义民的工资体系建设,并和现有的工分制度无缝衔接,最紧要的一条,就是先将人员分类工作搞起来。
问题是人员分类说起来简单,真到具体实施的时候,肯定会引出大乱子。
工农兵学商,再加上干部,光是这六大类,除了华兴人,谁能分辨出好坏来?
对应到燕朝的士农工商,阶层的概念就会显性化,由此引出现代与古代的理念冲突,矛盾必会无限扩大。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转换并不必然带来阶层流动,但在相对固化的古代社会,阶层和职业的联系几乎密不可分,任何转换都会带来极大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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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雄是归义堂的副主任,按照现代规则,就算是干部了,但你要敢说他是官员,马上就会有人去崖州城告发。
就连华兴集团,也是凑合着叫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避讳燕朝官府。
三亚市、榆林市的建立,市长名号的提出,已经有些越线了,实在是燕朝人不懂现代政府运作机制,只当是华兴特色,才没引起过多关注。
即便是这样,李树信也曾向刘建国询问过,你们这么搞,小心被人举报造反。
最终,还是刘建国用土司自治,加上华兴特色,才敷衍过去。
现在的局面是,工分太狭隘,已经适应不了华兴事业的快速发展了,工资又太高级,极易引发思想混乱,进而触发官府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
权衡之下,刘建国给出的是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就工资论工资。
管委会这边会出一个框架性的指导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财权上收,以后你们各家做出的工资统筹计划,尤其是总额和工分单价,都必须上报总部批准后,才能具体施行。
这样的话,就不会涉及到人员分类,算是一个进阶版的工分制度。
其中的核心内容,各项职业间的收入平衡工作,将由总部集中谋划,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按年或者半年,对各条线进行指导、检查。
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一并纳入管委会讨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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