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需要积累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论文,但乔增德可以抢先制作出论文,并且可以借助他已经建立的关系网迅速发表。
学生写作过程非常困难,发表就更困难。在瀛洲国期刊论文发表机制中,没有导师推荐,没有导师一作署名,在读博士生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在像样的期刊上发表文章。
乔增德更坏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要提前抢占学生思考和积累的成果,还要在学生慢慢上道的时候给予重击,让学生再另起炉灶。这样,他就能保证学生总是徘徊在起点,始终不能有任何处于完成状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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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成果,他就可以义正辞严地借着指导论文的名义打击学生。毕竟,学生没有成果,这是事实。只要把学生永远排除在学术体制以外,学生就永远没有机会看透他的把戏。
学生的研究好比刚刚破土的种子,在即将见到阳光的时候需要呵护,细水长流地滋育。乔增德深知这一点。
作为导师,乔增德可以以正大光明的名义,查看种子破土的成长状况,但一见种子成长良好,他就可以搬来巨石,浇以洪水,美名曰“考验”“激励”“严格要求”,在种子被置于黑暗中挣扎的时候,抢走种子的能量据为己有,任种子自生自灭。
种子死亡,那最好。一切悄无声息,连手都不必洗。能量移植到自己的盆里,很快就成了自己的孕育,乔增德最喜欢这种方式。
如果这是粒异常顽强的种子,她从石缝里破石而出,那反而是洪水灌溉有功,乔增德更可以堂而皇之地炫耀成自己的功劳,并且,可以借助发表的名义,署上一作不说,学生还要对他千恩万谢。
文字的匮乏在于无论如何表达,都无法直观呈现一个人的歹毒,无法清晰地描述权力场涌动的暗流。
乔增德的嘲笑里有贬低,有蔑视,有紧张,有惊讶,有戒备,有欲做贼的兴奋,有试探,有想斩草除根的恨意,有好奇,也有欣赏。
刘青吾没有回答。她要看看,这位教授和他的妻子孙平尧,会不会也有一点“尴尬”的样子。人只要还能感觉尴尬,就说明他还有羞耻之心,人如果连羞耻之心都没有了,那这个人就没有底线。
乔增德见刘青吾不说话,迅速切换到另一个自己擅长的话题。让自己保持在优越的安全高地上,这样就可以永远占据指责他人的位置。
乔增德瞥瞥学校甬道上络绎不绝地行人,更加兴奋,如同一个暴露狂,既怕被人发现叫嚷起来,又怕别人根本没有注意而浪费了一场表演。
刘青吾想起乔增德对徐君铭的咒骂。当众行刑才能显示自己的威权,越是显示一种威权,乔增德也就越能感受权力所带来的快感。
他又恢复了滔滔不绝:“咹,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读什么文学,文学向来都是富裕人家提高修养的高级匹配,穷人家就去读商科、医生,那多赚钱,最烦你们这种犯文艺病的女博士,读文学,那得夜以继日地下苦功,辛辛苦苦拿个项目,几万块钱,不像理工科,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是几百万几千万,都是骗国家钱。”
单独把乔增德的这番话拿出来,有人会说乔增德说的也不错,可是,如果再问一下,既然读文学这么不堪,乔增德为什么还要当这个文学教授呢?为什么还要当这个文学院长呢?为什么还要写论文、发论文、写项目、拿项目呢?
那么,他是为学生着想吗?
那么,既然是为学生着想,那他彻底不当这个博导不就不必收学生了吗?真的为学生着想,难道是既要以博导名义敛财,偷窃年轻的能量,然后再逼学生退学?
他比他骂过的所有人都坏。因为,至少,那些他骂过的人,没有如此残害过学生。
刘青吾看着乔增德酸葡萄的样子,想起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做实验的安之南,平平静静地说:“文科理科的教授或许有您说的那种,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也很辛苦。”
乔增德没有想到,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刘青吾敢反驳他。他一时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你懂什么!”
刘青吾回瞪回去,毫不示弱:“我的朋友搞军工项目,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几天,通宵盯着实验,不辛苦吗?”
乔增德愣住了。乔增德傻了眼,不是因为刘青吾讲的话有多么合理,而是他没有意识到,刘青吾竟然有“朋友”,还是搞军工的朋友!
刘青吾说完,继续盯着乔增德。一只纸老虎。只要说出超过他预料的话,纸老虎就会原形毕露。
乔增德的眼神霎时大变,蚯蚓一样的嘴唇微张,上下打量了一下刘青吾。
黄昏时分,校园灯骤然亮起,照出乔增德一张不想相信,但又嫉妒的表情。
刘青吾为自己以这种人为“师”深感难过。原来,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男人、教授、院长,会嫉妒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学生。
刘青吾说的“朋友”,确实击中了乔增德。他万万没想到,刘青吾竟然还有深藏不露“社交能力”的情商,还有搞军工的朋友!在瀛洲国,军工是最厉害的领域,能做军工研究的,必然是在最高学府。
乔增德知道,刘青吾有了背景和靠山,不能随随便便欺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