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太后和鬼子六(奕?)的矛盾越来越大,那还得从同治四年(1865年)的“蔡寿祺事件”说起,这事儿可算是揭开了他俩权力斗争的大幕。
这事儿啊,是蔡寿祺上了个弹劾奏折,把奕?的各种罪名都列了出来,什么贪污、骄傲、揽权、徇私的,还建议奕?把权力交还朝廷,自己回藩邸待着去。慈禧太后一开始也没急着处理这奏折,就先“留中”了,这也能看出她对奕?还是挺小心的。
不过呢,太后在朝见的时候跟奕?说有人弹劾他,还把蔡寿祺的奏折拿给他看,这奕?的反应可大了去了。
他马上就要抓蔡寿祺来审,这可把太后和慈安太后给惹恼了。
她们本来想给奕?定个重罪,可大学士周祖培他们就请求先把事情查清楚了再定罪,这也算是给奕?留了条活路。
后来在内阁讨论的时候,大学士倭仁、周祖培他们觉得蔡寿祺的指控没什么证据,还在上奏里暗示奕?要是能自己管管自己,就不会老被人说闲话。
太后收到这模棱两可的答复,那可就不干了,她直接发了个措辞很严厉的朱谕,把奕?一顿骂,说他自从议政以来就狂妄自大,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还在背地里挑拨别人,然后就下令把奕?的所有职务都给撤了。
这一决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众多亲王和大臣的强烈反对。
惇亲王奕誴心急如焚,赶忙上书太后,言辞恳切地认为奕?并无大过,仅是在言语上略有疏漏,恳请太后三思而后行。
太后闻之,旋即召见了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责令他们速速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于内阁会议上共商此事。
会议当日,众臣皆因太后前后不一的态度而如坠云雾,茫然不知所措,难以达成共识。
醇郡王奕譞心急如焚,匆忙从东陵赶回京城,奋笔疾书上书为奕?求情,恳请太后大人有大量,宽恕他往昔的过错,赐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太后将此奏折亦发交王大臣会议。
会议中,倭仁精心起草了一份疏稿,对奕譞的意见予以全盘否定。
然而,肃亲王隆懃等人却力挺奕譞,致使倭仁不得不数易其稿。
最终,军机大臣们纷纷倒向倭仁,而礼亲王世铎及其他王公大臣则坚定地站在肃王一方。
由于群臣意见相左,各执一词,太后深知若不妥善处置,不仅会引发内部的强烈抵触,更可能招致外国势力的横加干涉。
于是,她在三月十六日颁布上谕,犹如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部分恢复了奕?的职务,但却仍如紧闭的大门,不允许他迈入军机处半步。
然而,群臣对此仍心怀不满,太后无奈之下,只好在四月十四日应允奕?重归军机大臣之位,可惜议政王的名号却如那逝去的云烟,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事件宛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不仅削弱了奕?的权力,更在太后与其他朝臣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为清朝的政治局势埋下了动荡不安的祸根。
在太后得知广西落入革命军之手,并且他们已经开始创建船厂之后,她的担忧迅速升级。
革命军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陆上作战能力,如果他们再拥有海军,对于清朝的统治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太后深知,一旦革命军建立起海军力量,那么满人统治的根基可能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甚至有可能被赶到关外去。
面对这样的危机,太后立即下令,命令广西提督冯子材和直隶提督刘铭传南下,夺取广西。
冯子材和刘铭传都是清朝有名的将领,他们的军事才能和战斗经验对于太后来说是一大助力。
太后的命令非常明确,她希望这两位将领能够迅速行动,阻止革命军在广西的扩张,并尽可能地摧毁他们的船厂,以阻止革命军海军力量的形成。
刘铭传在怀化得知太后要他和冯子材一起去对付杜武秀,他不禁怒骂道:‘‘玩呢?乱指挥,我如果南下了,李德邦大军不得长驱直入直接拿下湖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