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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朱元璋的三十一载帝业风云(第2页)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重登皇位,将袁彬擢升为锦衣卫都指挥。然而,袁彬后来遭门达诬陷,幸得一位小油漆工挺身而出为其伸冤,才侥幸逃过一劫,最终却被贬往南京。

朱骥是于谦的女婿,他对公正断案和洗清冤屈满怀热忱,因而被后人赞誉为“青天”。在他掌管锦衣卫期间,简化了诏狱中的残酷刑具,对每一个案件都细致审问,力求还原真相。英宗复位后,他曾被牵扯进于谦一案,好在最终沉冤昭雪。于成化年间,朱骥再次掌管锦衣卫,并对其进行了整顿。

牟斌仁厚刚正,以袁彬和朱骥为楷模。在万通任指挥使时,他还只是锦衣卫中的基层人员。明孝宗登基后,在太监怀恩的大力举荐下,牟斌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他经手的每一个案件都力求真相大白,曾勇敢地救护名士李梦阳,却因刚正不阿而两次被罢官。

正德时期,钱宁于正德八年被赐姓朱并成为锦衣卫指挥使,他狂妄自大,对外自称是皇庶子,不可一世。但他空有其名,无才无能,只把诏狱当作搜刮钱财的工具。正德十六年,因与宁王交往过密,被朱厚照抄家发配,世宗即位后被处死。

江彬原本只是为朱厚照的豹房填充美女之人,后来却怂恿朱厚照出宫寻欢作乐,逐渐取代钱宁的地位,甚至兼管东厂,一时权势滔天。然而,武宗死后,江彬被皇太后下懿旨逮捕抄家并处死。

锦衣卫的权力不断膨胀,其手段的残忍与跋扈引发了朝堂上下的恐慌与民怨。尽管其中也有部分正直之士试图力挽狂澜,但终究难以扭转整个局势。

直至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位期间,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被杀,锦衣卫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清朝也曾短暂设立过锦衣卫,但仅仅维持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朱元璋为惩治贪官功臣,专门设立了锦衣卫,严密监控,稍有风吹草动便严刑拷问,抓住把柄绝不轻饶。那些曾为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臣子,在他的严苛律法下如履薄冰。

然而,他对自己的儿子们却是无比优待。大肆分封藩王,赋予他们极大权力,让其在封地为所欲为。这些藩王们有些不仅坐享荣华富贵,还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百姓们苦不堪言,却无处伸冤。

同样是大明子民,功臣们稍有差错便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他的儿子们却能践踏百姓的利益。这种鲜明的对比,实在是有失公允,也让人对朱元璋的统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朱元璋一生育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长子朱标立为太子。女儿们也都嫁入名门望族,为巩固明朝的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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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先后将他的26个儿子和1个从孙册封为藩王,并派遣他们分驻于全国各军事要地,以期“慎固边防,翼卫王室”。

这些藩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驻守北方边塞的“塞王”,他们肩负着防御蒙古人侵扰的重任。这些塞王兵力雄厚,如宁王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燕王的护卫甲士更是多达十万。

而且,晋王和燕王还具备调动附近驻地军队的权力。

另一类则是驻守内地的藩王,他们手中的护卫甲士相对较少,军权有限。在分封制度上,明朝初期参照了元朝旧制,诸王虽受封各地,拥有世袭爵位,但“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也就是说,他们无权干预当地的民政事务,没有属民和封地,其收入主要来自朝廷发放的“宗禄”。

朱元璋实施这一封藩制度,本意是保证朱氏天下不被外姓侵夺,使皇室成员拥有累世权力。各王府配备三护卫,约一万六千人。他将儿子们分封至边塞重镇及内地重要城市,让众子“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并赋予他们节制王府所在地方驻军的权力,致使边境九王皆手握重兵,内地诸王亦“部兵跃武,并列内郡”。

规定亲王冕服为九章九旎,车骑邸第仅比天子低一等,天子之臣,即便贵至太师、垂相、公侯,也不得与亲王讲分礼,必须伏而拜谒。

亲王的子孙后代中,嫡长子袭封亲王,其余诸子降等袭爵,例如亲王子的嫡长子仍为亲王,其余诸子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爵仍为郡王,其余诸子则为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朱元璋强调“眷亲支之厚”,给予了藩王们优厚待遇。亲王禄米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其宫室造作、婚丧嫁娶等费用亦由政府承担,王府官员同样按规定由政府支给禄俸。

如此一来,在明洪武时期,除太子之外,藩王成为了封建等级中最具权势的阶层。他们不仅掌控着封藩所在地的统治权,还握有相当的军权,以及对所在地方官员(包括王府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一定控制权,同时在经济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朱元璋的这一做法虽旨在维护自家天下,却也因此开启了“藩衅”的隐患。尽管他在晚年意识到分封制度的弊端,其遗诏中已将各地藩王的部分军政大权收归国有,下令“诸玉临国中,无得至京。

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但这一隐患最终还是在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爆发。建文帝迫不及待地实施削藩政策,废周王为庶人并将其家属抓至京师,安排人手接管北平布防并监视燕王,还羁留齐王、逮捕代王、废岷王等,一系列举措逼反了燕王朱棣,引发了“靖难之役”。

朱棣登基后,接过削藩大旗,继续推行削藩举措。他首先改变藩王们骄横贪婪的心理情绪,对不合理要求坚决制止,如拒绝宁王以杭州封予的请求,改封其于南昌;

训斥代王朱桂奏请封女户徐忠的行为;拒绝肃王朱楧奏请药材、书籍的要求等。同时,朱棣大封靖难功臣以加强中央力量,并对有不轨行为的王府加强军事监视。他还对违法干纪的藩王予以坚决打击,并借机增立藩禁,如岷王与西平侯沐晟交恶,朱棣虽表面对沐晟严加戒谕,实则剥夺了岷王的权势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

此外,朱棣收缴王府护卫军,欢迎王府主动献还,永乐一朝,被收缴护卫军的王府已占半数。

经建文、永乐两朝的削夺,明朝朝廷全面收回了王府的军政权力,分封制度在政治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解除了王国对王室的威胁,也使王国失去了拱卫王室的作用。

此后,明朝后世皇帝秉承“裁削精神”,对宗室藩王的限制愈发严苛,甚至达到了“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无罪固一城,被之以虚名,而实之以庶人”“箝制之者无不至”的近乎囚徒的待遇。

于是,这些无法登上皇位的藩王们,只能困守王府,在规则许可的范围内,以寻欢作乐为务,极尽奢靡铺张之能事,朱元璋所期望的藩屏王室的作用彻底消失。

但朱元璋定下的“眷亲支之厚”、国家厚养宗室的政策始终未变。在国家供养下,宗室藩王们毫无节制地繁衍后代。据相关资料记载,洪武时宗室人口共计58人。正德年间,增至2945人。嘉靖八年,“宗室载属籍者8203人”。嘉靖四十三年,“盖四万有奇”。隆庆五年,不计郡县主君及仪宾,玉牒现存者共位。万历二年,“载玉牒者四万,而见存者可三万有奇”。至万历四十年,据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疏称“万历三十二年,玉牒宗支共计一十五万七千余位,今袭封新生已逾十四年,又有六十余万位,比之弘、正间,不啻百倍”。

明朝在嘉靖年间,拖欠宗室俸禄的情况已相当严重。嘉靖八年二月,詹事霍韬上疏称“宗室日广,禄费不给”。同年四月,礼部尚书梁封也表示“若不早为议处,委难善图其后”。宗禄的急剧增长使国家财政陷入绝境,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祖制难改,且宗室人数众多、势力庞大,一旦触动其利益,恐生内乱,大明朝廷只能勉力维持供给。

明朝的宗室藩王及其子孙后代,在朱元璋制定的分封政策下,成为了坐享厚禄却无所事事的寄生阶层。

而后世虽在政治、军事方面对宗室的权力持续削裁,但在经济领域并未触及。最终,宗室的庞大开支成为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倘若能将宗禄的一部分用于兵饷、安抚流民等,明朝或许不会在流寇和满清的夹击之下如此迅速地走向灭亡。

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享年七十一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但随后不久,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推翻了建文帝,自己登上了皇位,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的永乐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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