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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讲求家庭兴旺、家族兴旺，在南方潮州这地方更是讲究这一套。父亲的老家潮阳和平六联（只是在填表时才知道），我们的马姓是个大姓，新中国成立前很多人不满当地生活，都到南洋和港澳谋生，不少人就到上海等内地求发展。我爷爷应该算是家族中的强人，敢于到上海去发展，还带走了两个儿子（含我父亲）、一个女儿，应该是发展得还可以的，建造了自己带院子—有客堂拥有数间房间的院子，还置了部分田地。后来田地还惹了不少事。

到我父亲这辈，父亲不善交际，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他大姐到泰国去，后来和我父亲也没有什么联系。在上海的二叔，我也仅知道他的工作是中山医院救命车上摇铃的。但家族里出了个三叔比较能干，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到香港谋生，20多岁已是一个大百货公司的老板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带着女朋友回老家，到处拍照留念，据说还到山上去游玩。当时有人诬告他，是海外派来的特务。他被以特务嫌疑扣了下来，没收了护照，回不去香港了。三叔也是个硬派，心不甘，变卖了香港的百货公司，买了一条船，准备偷渡回香港。但那船来接他时，又被抓住，船也没收了。三叔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过了大半世。女朋友也飞了，只得窝在家乡。他哪会下地拿工分过日子，整天在外游荡，帮这个朋友做点事，混口饭；帮那个朋友打点工，混点钱，根本不顾奶奶的气馁，终身没娶。

“文化大革命”中期，三叔到上海来过几回，他用父亲给他的香烟券买了好些香烟，但每条上都贴着张三、李四的名字。我问他是送人的？

“哪里？”他回答我，“我一个人带这么多香烟，要充公的。”他用贩烟和贩卖上海的一些日用品来度日。但每次来我家，他就会做出是乡下老祖宗的样子教训我父亲，说我父亲不顾他们乡下家里人的生活。父亲总是不予理睬，但母亲却是个直脾气，和他干了起来。

等我回家，母亲已是气得美尼尔病发作，被救护车送进医院。三叔在走时，和我母亲说：“你们，我都不认的，只有志成我是认的，他是我们乡下拜老祖宗拜出来的，你们怎么生得出来？我和二哥也说，他们三个儿子抵不过志成一个。”他似乎是老祖宗，家族下辈好坏要作者和三叔马利杰（右）在香港单位前留影他认可一样，真是可笑。据说奶奶知道后骂三叔了，不该这样对我父亲。新中国成立初，父亲不顾家庭经济拮据，每月寄5元钱给家里买米度日，度过那段最困难时期。以后三叔再也没来我家引经据典说大话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三叔的问题才得到平反，回到香港定居。

90年代中期，我出差到香港，去看三叔，在尖沙咀的一个公园旁，三叔和我说了许多家族里的事，他的伸冤信是通过泰国总理来我国建交访问时转给廖承志先生的，据说泰国总理还是我们的远房亲戚（我无从核实）。但我听说三叔的平反，当时是惊动了家乡的很多人。公安部专门派人调查后找他谈：查无实据，给他平反，回香港定居。

三叔回香港定居已是老了，他原来的一些伙伴，亿万富翁有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不少人都转到加拿大去了，他就帮他们看看工厂，名片上印着“助理”的字样。他到香港后曾经认领了一个渔夫的儿子，相伴了不少年，每年回家乡祭祖都带着他。三叔也带他来见我，夸他很不错。但到了长大后，那义子不辞而别去澳大利亚读书了，给他很大打击。虽然那渔夫要赔偿他十万港币，但给他拒绝了，觉得这不是钱财能补偿的事。最后一次见到他，我是在他的一个朋友引领下，在山脚下一个废旧汽车仓库门房间的楼上找到他的。他说现在脑子总是静不下来，常常睡不着觉，就起来爬山，累了再睡。他不再和我提起那义子的事，不知是否怕我讲他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忽然转话题要领我去参观他的新房。那是香港政府为孤寡老人建造的高楼，老人离世后政府将收回。那大楼离香港市中心很远，离深圳倒蛮近。房间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吃饭厅放一张桌子已难以转身，还紧挨厕所间。

他和我说，在香港，他终于在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了。但他爱安静，还是常住在山脚下的那门房间里。坎坷一生的老人就这么容易满足。

每次我去看他，他都是那样高兴、健谈。离开他时，我心里总有股讲不出的酸楚，为他难过。

六

平时，我们家遇到不顺畅的事，或听到父亲家里有什么挫折事，我母亲总会哀叹，父亲家族是否“小蟹坟山”发不起来，怀疑祖坟有问题。

每次讲起，父亲忧郁的脸上没有丝毫笑纹，老大不快，更不愿讲话。我不知道父亲对我们的吃苦耐劳、倾心培养，尤其是我，是不是和家族兴旺联系起来看待。他从来没有从这么高度和我谈起过，但他确确实实是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希望我们小辈聪明、能干，有出息。

在我40多岁时，曾担任过涉外人力资源行业协会的全国副秘书长，我有机会可让父亲到老家去看看。那时广东省劳动局副局长兼广东劳动服务总公司的总经理蔡总也是潮州人，他待我很好，不但给我工作上很多帮助，还曾多次提出，愿帮我安排小车，送我和父亲去老家看看，以解父亲70年离乡之苦。但父亲苦思几日后回绝了我，那时他已80多岁了，而且有心肌梗塞史，他怕乘飞机，长途奔波身体吃不消。在一次深圳开行业协会会议后，蔡总专门安排我到潮州去搞了个活动，请潮州市长和劳动局长出来吃了顿饭，并用小车将我送回老家去。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回老家。老宅周围已经没有农村味了，像个小镇。马家的院子里只住了四叔一家人，三叔仅在清明和冬至回老家上坟住一两晚。四叔比我大十岁，年轻时就响应国家号召，去开发海南岛的。后来知青回家乡工作，他育有三个孩子，房内还是显得空落，据说还留着我们可住的房间。房子有点像上海的石库门房子，不过是单独一幢，周围一圈是房间，每个房间比上海石库门房间稍窄。中间客堂间放有供桌，头上方有祖宗牌位。不过没有二楼。客堂前面有个天井，面积都不小于我们上海过去住的石库门房子的客堂和天井。天井的右墙角边有口水井。虽然已有自来水，但那口井仍在使用。天井前有两扇黑漆大门，有门楣和门槛，那门槛还蛮高。我拍了一些照片拿回家给父亲看。那天父亲很是兴奋，捏着照片看不止，尤其是那口井，更是看了不肯放下。问我，那口井还在？他口中喃喃。他和我说，小时候常常在井边玩的，那井一定给他太多回忆。后来我自己想到，如果我安排父亲回老家，让他亲眼看看家乡的情景，一个10岁的男孩离家赴上海，现在80多岁了才回家乡，还是当地政府用小车送回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光宗耀祖的感觉。当然我不敢冒着他身体危险去那样干的。没有安排父亲回家乡看看，也是我一生很遗憾的事。

七

有段时间，单位先后给我调整了几次住房，我都给他们住在朝南房间，以孝顺他们，还赎年轻时占他房子的歉疚。直到后来，我为父母在我小区附近买了两室带天井的底楼房子，冬天的太阳还能照到床边，老人需要地气，底楼是最适合的，他们才和我分开住。那时我忙于工作，只是休息日去看他们，儿子常跟我一起去看他们，偶尔儿子没去，父亲总要问他为什么没来，读书辛苦吗？等等。我手里还有几张爷孙两人的合影，是父亲笑着坐在沙发上，我儿子坐在沙发扶手上，几近脸贴脸的照片。待到我儿子大学毕业要去英国留学，父亲是第一个反对的，怕孙子在外没人照顾，风险太大。这事是我违背老人家意愿做的，当时刚开始留学潮。儿子出发去英国时，父亲已在医院急诊室抢救，他挣扎着和我说：“我爬得起来的话，要到机场去送他。”

没想到仅过了十余天，他就离开了我们。那些天，他的身体稍有好转，医院也将他转到病房里，那晚我没陪他过夜，临走时三姐和我说，父亲一直看着我们，似乎不希望我们离去。我还说问题不大，他会好的。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医院一个小小失误，他竟走了，那时他95岁。我还在上班，在集团召开的现场会上发言。等我赶到医院，父亲已经没有感觉了，我抱着他的头痛哭，第一次感到人的脆弱，我的无奈。80多岁起，父亲几乎每五年都要进医院抢救一次，每次我都把他从医院领回家，这次再也没法领他回家了。

后来我从三姐处知道，父亲到晚期很羡慕人家吃圆台面，其实我完全有条件满足他的，但我因为工作忙并不知道他这愿望，很是后悔。现在我已70岁了，如果几天没看到儿子，就会思念他们，还会产生一种老人的孤独感，我才真正体会到父亲那时的感觉。我后悔那时去看父亲太少，以为他们住房宽敞，老两口过得舒服就好，好事变成了憾事。

父亲走后，我虽然连忙将母亲接到我家来住，还常带她出去吃饭，想从母亲身上给他们补偿，但对于父亲，已是无法弥补，成为我的终身憾事，只能在坟前向他忏悔了。我有时会一个人开车去父母墓地看他们，和父母说说话，似乎想补上父亲在世时和他交流太少的遗憾。

八

现在父亲已离开我们十七八年了，老家的房子已没人居住了，四叔一家已去深圳发展，仅是清明、冬至时，四叔的儿辈下去扫墓、祭祖。

四叔常常将儿辈上坟、祭祖的照片发给我，我仅能表示感谢他们费神照顾家乡一切，自己已是无能为力。我们已是上海的第二、第三代人了，生在上海，长期在上海，受到高度移民社会和发达商品经济的影响，国家观念和单个家庭观念日趋加重，家族、家乡观念似在淡薄。我已不知道家乡的风俗习惯，讲不清爷爷辈以上的任何情况，更不要说我的儿孙辈了。

我相信风水，但又感到很玄乎，摸不着头脑。过去我们抱怨我的爷爷辈和父亲辈发不起来是否风水的问题，而到吾辈，家庭生活比他们好得多，主要还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我只能理解是否顺应了社会、国家的发展，难以从考察祖坟来定论。

父辈的生活，四五十年租赁住在一间老式石库门房里，主要也是国家不发达所致。国家不发达，人们丑陋的事就多，三叔才会碰到仇富红眼病，无视法制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害人举动，贻害他一生。我辈虽然也会碰到各种不顺，但整个社会发展了，我辈、儿辈和孙辈都已过上比我们祖辈好得多的生活。我们家乡，祖上的房屋已空关，没人恋眷，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不忘祖宗和现实生活的矛盾。

每次想起父亲，他那深邃的目光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令人难忘。

现在我只能到父亲坟上和他说，你们希望后辈有出息，生活幸福，我们在今天已经做到了。这是祖辈福荫的造化，更是国家发展的福享。我们不忘祖辈，更愿国家发达，世界平稳，我们才能世世代代过上幸福生活。

草于2020年3月26日

改于2020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