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雪山谍影（第2页）

我哈哈大笑，说：“你在骗人。”

杨金玉收住笑，说：“我怎么骗人？团部通知我们几个大夫，说这特务死了，但死因不明，让我们去解剖尸体。我们骑着马去了。看那人躺在一道坡坎边。人死了，手里拿着一把袖珍小手枪。那手枪非常小，比火柴盒稍微大点。这样的手枪怎么能打死人？查看手枪，他显然是用手枪自杀的。但查遍了尸体，找不到弹孔在哪里。后来，我们判断他是往口腔里开了枪。把他的头发剃了，果然就是。子弹从颅脑里穿出来，刚刚露出头皮。子弹很小，像一枚大头针头。这你信了吧？”

我说：“还有呢？”

杨金玉说：“什么还有呢？”

我说：“这特务来干什么？”

杨金玉说：“那谁知道？他人都死了。”

一年过去，一到夏季禁区开禁，总有信号弹在附近升起。

我成了老兵了，看见它升起，也镇定自如。不过，这一年边境真正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们加强了戒备。

这件事发生在一营的防区。团部通报说：近日，从边界那边过来了五名特务，边防团打了一个埋伏，三名特务跑了，一名在快出国境时被击毙，另一名被子弹打成重伤。在我们的人包抄过去时，那个受伤的特务自杀了。消息说：我方已和苏联方面交涉了，苏方不承认是特务，说这几个人涉嫌走私，也正在受他们的通缉。不管是不是特务，团部命令所有的哨卡加强戒备，以防对方报复。那几天，所有哨卡都放了双哨。对方果然有反应。一天夜里，在我们哨卡附近，东北南三个方向，同时有三颗信号弹升起。在当天晚上，千里边防线上，所有哨卡都有信号弹升起。对方是在炫耀自己的间谍力量吧？团部命令：一定要加强戒备。

次日晚上，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和王小国去接哨。我们的前一班哨是二班长殷顺和我的同年兵达成。我们接哨的时候，二班长紧张地说：“有敌情。”他告诉我们，猪圈院墙外有动静。我们听了听，似乎有脚步声。搜索到猪圈边，脚步声果然在院墙外。再搜索到院墙外，脚步声好像在河边。河边的脚步声好像还不止一个。往那边瞅，好像有黑乎乎的一片。

二班长说：“暂且不要报告连长。听我指挥，我们来把它弄清楚。”他发布命令，对我说：“你，打着手电筒，从中间靠过去；小国和达成，跟在后边从两边包抄；我上哨楼观察，一旦真有情况，我好鸣枪向全连报警。”

我一想，怎么让我走中间走前面，还要打手电筒，真有情况我这不是找死嘛！我看看达成和王小国，他俩都笑嘻嘻的。

我想，那我就豁出去了吧！反正我也是个不怕死的！不过，你二班长怎么就去蹲到哨楼上？我心里这么一想，就有点不高兴。但我从来是那种兜得住的人。我说：“好，那我就摸过去。”

我左手拿手电，右手提冲锋枪。我把冲锋枪的保险机打开，扳到连射的位置，随时准备开枪扫射。然后我趴在地上，左手横着伸出去，使手电筒和我保持一胳膊距离。我把手电筒一亮一灭，刚一亮就把它灭了，灭得时间很长。手电一灭，我就横里做蛇行状爬进。我想，我总不能还没有开火就让你们把我打死吧？我一直向河边爬过去。夏天，小草在河滩上长起来了，有四指深。河滩边有一块地，是我们开垦出来的。我们在它的四周围了一圈矮墙，用于挡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墙里面种青稞了。雪山天寒，青稞不可能结籽，但夏末割了晾干了当马草，储备到冬天用没问题。我听见的脚步声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我一点点地朝那里接近。我已快爬到青稞地了，对方还没有反应。这天夜非常黑。我突然打开手电筒，一匹马已从矮墙里面把头探到了我面前。我惊了一下之后立刻反应过来：原来是马号里的马跑了，它们跑到地里来吃青稞。我站起来说：“是马跑了，它们在吃青稞！”一共有十几匹马，它们吃得那么专心。王小国和达成听见声音也站起来，二班长也跑过来。这时候，我有点生气，我说：“二班长，凭什么遇见情况你不往前冲？”二班长尴尬地辩解，说：“这事可不要声张，不要让连长知道。”

一场虚惊就在我们四个人中间化解了。

因为第一边防营发生的打死特务事件，我们全团一共战备了三十多天。没多久，我到团里，对特务事件探了个究竟。我的老同学付川在步兵连，他曾被抽出来参加了一次行动，那就是给苏方交还尸体。经过外交途径，苏联边防军曾和我们边防团进行接触。在卡拉苏哨卡附近，我方向苏方交还尸体。

那天，苏方开来两辆大卡车。大卡车用篷布蒙严了，里面有什么布置不得而知。我们当然也做了准备，不然，把付川他们调上去干什么？

我方派了一个战斗班。这个班的人员个头都挑选过，尽量找魁梧的，他们的任务是护卫国旗。

从喀什上来的上级领导和翻译与我们的副团长同坐一辆吉普车，另一辆车拉着尸体。苏方和中方都在自己的一边插了国旗。我方让苏方过来，苏方打手势让我们的人过去，我们的吉普车便开过去了。苏方的人员拿着一个小册子只是翻，和两具尸体对照片。当确认是他们的人之后，他们仍然不承认是间谍，而强调说，这两个人也正受到他们的追击，是两个走私者。我方说：走私者为什么带枪？受伤后为什么自杀呢？不管怎么说，尸体是交给他们了。付川说：“我们送尸体时，还给他们装了棺材匣子。苏方把人搬出来，竟然用白布一裹就装上了车。”在边防团团部，我在一名参谋那里看见了交还尸体的照片。我们那时军装很简单，而苏军则是大盖帽，毛呢子大衣扎腰带，脚蹬皮靴。那一身行头看起来是比较威武。

有了这么一件事，我才觉得，所谓特务的事离我们并不遥远。

转眼到了１９７９年春天，南方要自卫反击了，我们西线也在战备。内部通报说，苏军也在战备，勃列日涅夫到了中亚军区。广播里每天都在报道南线中越边境的紧张气氛。形势还没有特别紧张，但回去探家和在山下休假的人都被通知回来了，连病号也被通知归队。那几天，连部住不下，我和侯排长、驭手王小元住在一间库房里。这天晚上，熄灯哨吹过了，大家都睡了。我们因为排长刚从家乡探亲回来，和他聊天，还没有熄灯。我们三个人都躺在床上，一边聊天，一边抽烟。

突然一声枪响。

排长说：“是不是枪响？”

我说：“就是。”

排长一骨碌翻身起来，从枕头下拔出手枪，穿着裤头就冲出了房门。我也跳起来，三两下穿好衣服，提着冲锋枪冲了出去。我冲出去的时候，王小元还在慢腾腾地穿棉裤。他把衣服穿好了，又扎腰带，又背子弹带、手榴弹袋，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而我的枪上只有一个弹匣。我连子弹带也没顾上提，一出门就去了军械库，围着军械库转了一圈。那里很重要，我要看看会不会出问题。我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赶紧返回去。我回宿舍时，王小元正全副武装跑出来，问我：“有什么情况？”我说：“不知道。”他说：“排长呢？”我说：“可能上了阵地。”

他一溜烟地跑出营区。

我回房子把手榴弹袋背了，腰带扎紧，又背好子弹带。现在，我也要上阵地去了。我把冲锋枪保险机打开，扳到连射位置，子弹推上膛。现在好了，只要我二拇指一动，三十发子弹就会一连串射出去。我出了宿舍直奔营区大门口，在我跑向大门口时，突然听见营区院墙外从阵地那边传过来一连串慌乱的脚步声。莫不是特务被排长和王小元追急了，慌不择路地朝这边跑来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一阵兴奋。好！我今天要立上一功！我一定要捉个活的！我藏在大门口门柱旁，把枪端好了。

听见脚步声啪啪过来，我横刺里朝外面跳出去。我这么横刺里跳，是为了防止对方突然射击，我双脚落地前用枪指住对方，同时大吼一声：“不准动！”来人慌得闪了一下，说：“嗨嗨，是我！”我这才看清是王小元。他提着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你跑回来干什么？”他说：“排长让我给连长报告，说哨兵不见了，可能让人摸了。”我说：“排长呢？”他说：“排长在阵地上。”哨兵让人摸了！这还了得！我和王小元赶紧跑进连部。连长还在睡觉，哨兵郑德正站在床面前。连长说：“你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郑德一急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清楚。我说：“连长，刚才有人打枪，排长已上了阵地！”连长一跃而起，说：“吹紧急集合号！”我摘下小喇叭跑出去嘟嘟地吹。不过一分钟，战斗班的人全都全副武装冲出来了，其他人员也都冲出来了。连长手提手枪，站到队伍前面，大声说：“刚才有人打枪，排长已上阵地去了。听我命令：一班跟我立即上阵地；二班由副指导员带领坚守营区；三班由副连长带领去阵地前沿搜索巡逻；其他人员各就各位。立即行动！”

我提着冲锋枪随连长往阵地上跑，迎面碰见排长光着身子从阵地上下来。他冻得受不住了。他说：“哨兵被人摸了！”

我说：“没有，他在连部站着呢。”排长说：“他人呢？”我说：“那不是。”副指导员正在大门口盘问哨兵，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排长冲上前怒吼：“你刚才在干什么？”哨兵说：“我去连部报告敌情。”排长说：“刚才哪里打枪？”哨兵说：“那一枪是我打的。”排长说：“为什么打枪？”哨兵说：“我看见跑过去一个人。”排长说：“在哪里？”哨兵说：“在土坦克那边。”

土坦克是我们训练打坦克自制的一个模型。我们立刻去土坦克那里搜索，结果发现在旁边的洼地里，有一头吃草的毛驴。那是连队的小毛驴，从马号跑出去了。这夜月色那么亮，哨兵居然没有看清楚。

不管怎么说，整个夜晚第一战斗班都待在阵地上，第三战斗班前前后后巡逻了三个多小时。副连长巡逻回来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他恼怒地问哨兵：“你是怎么搞的？”

大家都说，哨兵因为战备过于紧张了。这一场虚惊也就这么过去。

然而，第二天中午，驭手王小元躺在床上想心事。他双手抱后脑勺，想了又想，突然问我：“我说，昨天晚上你跳出来抓我时，冲锋枪子弹上膛没有？”我说：“上了。”他愣了一下。我说：“不但上了，我还扳到连射。”他的脸唰一下白了。

他坐起来说：“你的手扣在扳机上？”我说：“怎么不是。”过了很久，他才躺下，他在躺下去时一哆嗦，说：“你呀，差一点把我打死。”我说：“怎么不是？我听见脚步声那么慌张，还以为是跑过来了一个特务呢。我想捉个活的。”

我后来也很后怕。我想：“万一我把王小元打死了呢？”

于是我迁怪郑德。郑德是我的同乡，我对他说：“你呀，差一点让我犯个大错误。”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