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叫刘禹锡,是个很骄傲的人。
我骄傲的资本,并非源自我的出身(中山靖王之后,与刘皇叔刘备同宗),也并非因我九岁拜师诗僧皎然、灵澈,十九岁游学长安,二十二岁进士及第,仕途一帆风顺。
真正令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三十四岁那年,加入了一个高端大气、群英荟萃的优秀团队。
我们的团队规模虽小,成员却个个是当世奇才——队长:王叔文。
副队长:王伾。
队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我、韩晔、凌准、程异。
我们这个团队成立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团队的终极目标只有两个字:改革。
坦白说,我大唐王朝在风风雨雨中立国近两百年,那该死的反贼安禄山叛变后,王朝的辉煌繁盛就戛然而止。
安史之乱平定后,一大批握有实权的节度使在藩镇自立门户,动不动就向组织叫板,朝廷权威日渐衰弱。
与此同时,朝廷内部也一团糟,机构庞杂、政策混乱、腐败疯长……加之安史之乱中武将专权的破坏性过强,后世之君变得越来越不信任大臣,更不信任武将,他们宁愿把禁军的统治权交给宦官,由此又引发除藩镇割据外的另一大痼疾——宦官专权。
这帮阉宦平日里兴风作浪、惑乱朝政,惹得天怒人怨、群情激愤。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同样的道理,国家想要振兴,想重塑辉煌,就必须改革。
这一点,现任皇帝唐顺宗看得很透彻。他虽然饱受伤病困扰(中风瘫痪),脑子却很清楚:希望有所作为,也敢于放权用人。
圣上比较信任我们的队长王叔文,改革的重任就落在了我们肩上。
队长接到任命,马不停蹄地召开团队会议,起草改革方案,成立“改革领导小分队”,韦执谊、韩泰等主抓政务改革,我和凌准主抓财政改革,柳宗元主抓礼制改革。
团队的改革目标非常清晰:整顿吏治,维护组织权威,废除苛捐杂税,开创一个风清气正的盛世。
我们搞得风风火火,同行们看不下去了:风光都让你们团队占了,凭什么?想做大做强、一枝独秀,没门!
他们自发合起伙来打压我们,说我们风气不正、做事太急,扯大旗拉山头,搞小圈子文化、小团体主义。
队长王叔文脾气很暴躁,整天和这帮智商不在线的反对派争论。时间一长,我的脾气也上来了,经常怒发冲冠,和保守势力华山论剑。
我的态度很强硬:这么个庞大的组织,暮气横秋、百病横生,不用点急药根本治不好病,需要你教我们怎么做吗?你行你就上,不行就别说话!
二
就在各项改革以高铁运行的速度飞快向前冲时,一向对团队信任有加的顺宗实在撑不住了,反对派趁机暗通太子李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把顺宗强行转岗为“太上皇”,然后宣布太子监国。
太子上位后,队长王叔文被赐死,副队长王伾被贬后病亡,团队八大成员被迫退团后相继被贬为州司马各谋出路,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我被贬到一个叫朗州的地方,一干就是十年。
我那个靠谱的队友柳宗元,也在永州苦闷地熬了十年。
相比本人的悠闲,柳宗元的日子过得有点悲惨,他经常化身寓言家,讲一些隐晦的寓言故事,比如《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罴说》。
他压力很大,时常生病。为了缓解负面情绪,他会在隆冬时节披上蓑衣、带上钓竿,独自乘舟去江中钓鱼。
本人就不会如此自虐,心情不好,就去朗州刺史窦常府中蹭酒。
窦常比较感性,算是性情中人,最见不得晚秋草木枯萎、生命衰败的景象。每回喝到兴起,窦常就会突然崩溃:“这该死的秋天,我讨厌秋天!哎呀,日子没法过了!”
本人不是心理医生,却擅长创作,总能用诗歌的力量鼓舞眼前这位伤感的刺史: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梦得,你在朗州待了那么久,莫非还不认命?”
“认命?”我不禁一怔,看来没写到位,必须再来一首: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窦常摇了摇头:“命由天定,人力何为?不如‘佛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