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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寒士（第2页）

原因是宿舍紧张，或是校力不足。在另一个布告里，明确规定，新生住处紧张，自己解决宿舍。待新宿舍竣工后，再考虑入学居住。张中行在《沙滩的住》里，写到租房的情形。他不久与杨沫同居，也是彼时的环境所致。所以在他入学的时候，北大的情形与“五四”前后还是大为有别了。

那时候学校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学生抗日的激情浓浓，救国的空气弥散在四周。教室里的人被窗外的事变吸引。国政腐败，导致青年的骚动，这是自然的了。校园里各类抗敌协会和组织十分活跃，这些对他的影响如何，我们已无所知晓了。另一个是学员气味的浓厚。所学的知识几乎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没有关系。他所在的国文系，必修课有：《中国文字声韵概要》，教员是沈兼士和马裕藻；《中国诗名著选》，教员是俞平伯；《中国文名著选》，教员是林损；《中国文学史概要》，教员是冯淑兰。课时如下：党义2小时，国语4小时，外国语6小时，普通心理学或逻辑2小时，科学概论或哲学概论2小时。应当说，课程不多，学生的自学空间是大的。次年之后，所学渐多，刘半农讲《语音学》和《语音学试验》；沈兼士授《中国文字及训诂》；商承祚开设《甲骨钟鼎文字研究》；钱玄同则是《说文研究》和《中国声韵沿革》；马裕藻为《清儒韵学书研究》；魏建功乃《古音系研究》等。还有中日韩音韵及蒙古语、满洲语的研究也在课堂出现，都是些很专业的学问。此外，周作人的近代散文的解析、胡适的文学写作的辅导、废名的小说写作研究，都是开阔视野的课。对张中行这样才23岁的青年来说，是有引力的。周作人和胡适的课虽然新，但也带有旧学的痕迹，可谓古风劲吹。

请看他入学时那一期的《北大学生月刊》的目录，就能知道彼时的学术风气了。那一期的创作诗作者11人，只有一人写新诗，其余均为五古、七律、词之类。24篇文章里，涉及现实问题的只有6篇，其余则是宋词研究、音韵研究、民俗研究、哲学研究等。

应当说，校园里浓烈的学究气，一下子就把年轻的他俘虏了。

新的、摩登的有没有呢？那是自然的了。比如音乐赏析、美术写生、体育比赛、文学创作，在校园的一角也是占有位置的。《北京大学日刊》的广告里就写有各类文体活动的动态。

想必对许多青年是有引力的，但对张中行的诱惑是有限的。因为那时他的年龄毕竟比中学考生要大几岁，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够坐稳板凳，潜心于学术的。杨沫后来的回忆录似乎能证明他的特点。

几年的课下来，收获自然很大，对老师的印象也是深的。众人的差异和高低也看出来了。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学人的存在也是个风景，看和欣赏都有收获。他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吸引住了。学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间的一个投影，高明的与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让人想起许多空幻和无奈。人在精神的殿堂里也会有失落和痛楚，他后来也是一点点明白的。在讲到马裕藻的时候，他写道：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国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课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他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过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兄弟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兄弟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

他在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和钱玄同，描绘了许多有趣的老师。对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并不贬斥。学界的门槛虽高，一旦进去，也能感到高山与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样与学识的高远，在那里是能够体察到的。张中行是个识人的人，对学识与为人的看法都很独到，评价也算忠厚。许多年后，当那一代人渐渐远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当年经历了一个神异的时代。北大的当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后来竟没有得到延续，在他是一个无奈和痛苦。晚年的时候，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的人，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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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热，学术气依旧浓，只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已很远了。以北大为核心的几所大学沉浸在纯粹的学问的环境里。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没有大的势力，一些逍遥派的旁观者的学人成了校园里的核心人物。张中行进北大时，读书救国的主张在校园里也时可看到，但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潮也是暗中涌动的。那时京派学人的思想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不仅一些学术著述渐有涉猎，同时那些雍容华贵的美文也给他诸多的启示。从京派文人那里，他知道了学识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这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基础，谈张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讲与京派文化的渊源的。

京派里的许多人物，和他的关系都不浅。废名、俞平伯、江绍原、魏建功都是他老师也是朋友。那时京派文人讲纯粹的学识，注重性灵的表达和趣味的书写。张中行由此懂得了言志的文学比载道的艺术更为重要。左翼文学的血气和激烈之音，在他看来是速朽的存在，不必于此多用力气。人不能离开根本的问题而求救于玄学和乌托邦的冲动。他甚至对鲁迅那样的作家的表现亦有怀疑，以为过于跟着风气走，于生命是个大的损失。倒是周作人的冲淡、废名的神异、俞平伯的平实，让他颇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觉得那是一条光明的路。

你看他《负暄琐话》里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员。有的后来很少被文学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学识和文采，被写得楚楚动人。文章几乎没有八股的痕迹，喧嚣的成分亦少。

文中的人物曾是青年张中行的精神眷恋者，他在那些人与事里，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的。不过这个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说创作的人不多，飞扬的创造气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气息有限。张中行后来在审美上的古典化倾向，以及对现代主义和非理性艺术的排斥，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据的。

京派学人是都有一些独立性的，又低调地生存。不过他们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有闲，二是有钱。相对富裕，是可以不顾及生存问题，专心于学问的。而那些学问也可以超出利害的关系，身上还有诸多的情调在。在学问上大家各有所长，文字也风格不同。张中行在北大得到最多的启示，是这种京派的氛围和不温不火的人生状态。北大的好处是还有一点远离事功的天地，能够去想时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于做社会问题的解析，去指导现实社会。他的老师多是在一方面有所专长，纯然的学者。俗世的那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对世风的看法上，他们可能迂腐，弄出笑话也不是没有，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骛的纯净感，是感动了青年张中行的。

最让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员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学问，对他都是一个洗礼。原来学术文章还可以成为美文，能散出艺术的力量，这在他是一个惊喜的。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杂学与平淡，得废名的深奥与古朴；气象上袭胡适的博雅与开阔，顾随的儒风与清醇；还有熊十力的幽玄、钱玄同的明快，都有所熏陶，渐得要义。不过那些也是文风上的东西，在生活上就没有这些人那么悠闲和高贵气。其实京派学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气与东方气之分。像朱光潜、林徽因、金岳霖那个圈子，他就没有机会接触，或说在审美的方式上是有距离的。在哲学的层面上，他倾向西哲的东西。而美感的表达，却是中土的。

就像周作人在知识上是个世界人，而意象的呈现则是东方的一样。他所欣赏的胡适、刘半农等都有一点这样的特点。你看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这样的人，他之所以不太喜欢，或有所隔膜，乃审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的。由此向上推论，他对激进主义文学和浪漫诗学的怠慢，以及不喜欢革命的文学作品，都是从此延伸出的意识所决定的。

京派学人的领袖人物是周作人，对于其思想，张中行颇有兴趣。后来就是在老师的影子里亦步亦趋的。周氏反对革命的冲动，张中行也心以为然。周氏怀疑流行的文化，从边缘的视角看事睹人，中行也学会了类似的办法。还有一个思路，也彼此很像，就是不相信社会运动能解决灵魂的问题，要靠科学和理性的沉思来辨别是非，而且从人类的发展史看今天的变化，头脑不被热的东西所刺激。张中行后来常到周氏那里请教，谈的多是这类的话题。我们在彼此的文章里，就能看见相近的题旨。所以，周作人身边的朋友，大多也成了他后来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种流派的样子，在血脉上是有继承的关系的。其一是任意而谈，无拘无束；其二是学问里带着诗意，文字温润有趣；其三是疑多于信，求知的灵动感四处闪烁，是有绵绵的情思的。几十年后，当革命席卷一切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看不到这类的文章了，新的八股代替了心性自由的表达，文化一片苍凉。在极度荒芜的环境里，张中行偶和友人谈及文学与学术的现状，连连摇头，在心里觉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现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没有问题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他以不老的笔写那些动人的小品时，其实是激活了旧京派的文学传统的。我曾说他的出现是新京派的诞生标志，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在左翼文化极端化之后，看着文坛疲惫的样子，我们就会觉得，他晚年在文坛的出现，的确复活了旧时京派文学的灵魂，是一个很美的存在。他像一颗亮亮的星，把沉寂的夜变得有些色泽，我们总不能不说不平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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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因为在写《鲁迅与周作人》一书，我经常向他询问周作人的旧事，知道了不少鲜知的资料。记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给他写的扇面的照片资料给我看，至今还记得其间的情节。周作人死后，弟子亦散，废名逝，江绍原和俞平伯沉寂了。一些受苦雨斋影响的文人，也不敢谈周氏的文章。其实，周作人的热，是和张中行这样的老人出现有关。无数模仿周作人体的文字的作家出现后，人们才广泛认可存在一个苦雨斋的传统的。而张中行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数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和他并无什么深的关系。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过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的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闲暇之时，偶尔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到了20世纪50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关顾周舍，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所以，赠送给扇面与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众多学生里，深入揣摩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沈启无是这样。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的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走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在张中行看来，周作人的精神大，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神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安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大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世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是巨大的。《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是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面。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者。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难能可贵。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如果不是张中行在20世纪90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