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天而起的烟尘,在每一个大型钢铁厂的高炉里疯狂涌向天空,以无人可挡的气势直冲云霄。早晨傍晚的钟鼓之声敲碎一切和平安逸的田园牧歌,在工场、马车站台、环城轨道车站的每一个路口,每当交通巡警切换红绿灯时,总有汹涌人潮喷射而出。
这时候的红绿灯,就是一红一绿两个玻璃窗,切换到哪里就把另一个遮挡住。
而在工厂区设置红绿灯,则是为了防止马车、人力车、自行车和三轮车挤成一团,导致交通瘫痪。
理所当然,双行道也因此出现。靠右行经过十多年宣传,在城市里终于确立起规矩。
党玛丽身为作家,另一个身份是社会调查学者。她亲自撰写过玛雅文明史册,记录日渐消亡的玛雅文化,也曾经在护卫的陪伴下深入秘鲁的马丘比丘。
面对此时最强大的工业社会,党玛丽站在路口,却不知道自己该记录些什么。
一切都很好。
看起来很不错。
根据粗略的统计报告,八十年来,在郑诛和开创的朝代里居民的平均年龄提升了11岁,身高平均提高了7厘米,婴幼儿的夭折率直线下降。中国在册的人口如森林草原般繁衍滋生,到如今光是广义上的汉人就已经逼近六亿人,五代人口繁衍间猛翻涨两倍还要多。在各种新式农业培育杂交的新品种粮食产品提供了充沛的主粮,各种草原牧场养育的牛羊肉和奶制品保证了营养的情况下,人口猛增还能素质拔高,这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一大变化,远远超越了祖龙。
然而触目所及之处,党玛丽却并不完全认可那份越看越好的报告。
因为真的站在十字路口、码头与车站时,看着那些扛包的苦力、推车的车夫、来来往往的劳苦工人与船上船下面容焦躁的旅客,店二、乞丐、娃娃、缝补大嫂和洗衣娘,一眼望去瘦骨嶙峋者比比皆是。经济生产的变好,是惠及到底层没有错。
可这并不意味着底层人民的生活就会好出很多。甚至因为人口的巨幅膨胀,而导致了‘普遍贫穷’这个令人无奈的现实。
‘普遍贫困’,也是如今社会活动家们不断抨击的社会现状。
无论国家怎么移民,大部分人口仍然留在本土。而本土的粮食产出就算用了改良种子也不过如此。所以百年来,百姓们仍然是有口饭吃不会饿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政泰帝的统治晚期,在先帝去世后,政府本该具有的多种职能开始浮于表面,应付差事。
譬如统计人口。
因为收税、放款、田粮很大程度上已经和人口数目脱钩,因此人口数量的增减在不影响实际税收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容易被拿来当虚名或忽视的统计项目。譬如原先历史中,在康雍乾三朝对税收大改,摊丁入亩的解决税收问题后,人口与丁亩就解绑了。因此在康熙时在册也就两千万户的状态,到乾隆时便膨胀到了两亿,这个数字许多是地方官府讨好乾隆整的花活。当时的文人就屡屡记载这些假冒祥瑞的举动。
并不是说当时没有这么多人,而是地方官府没有动力和精力去统计,倒不如编一个离谱的数字去报祥瑞换嘉奖。
正如此时,党玛丽不止一次的听说,本土的人口统计能力非常拉胯。据说实际人口远超过表册数字。以前她还不信,因为东洲真的能做到统计到每个人头上,可如今看着衣衫褴褛的人民在饥饿中来往于帝国最大最华丽的火车站,党玛丽意外的有些相信了。
实际人口数量恐怕比预想的要多得多。
“唉。”
党玛丽越发认为,国家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
尽管她顶着一头金发,却仍然自认为是郑诛和开创道路的后继者。
到下午时,她没有去参加国务会议,而是接受了教育部和国家报记者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