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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二章 思潮（第5页）

曹端开口道：“若论古人，少有能古得过春秋战国吧？”

“可春秋之时，还可以称为尊礼重信，至战国时，则已是绝口不言礼与信；春秋之时，尚奉周王为宗主，至战国时，则绝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时，尚‘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无其事；春秋之时，尚讲究宗姓氏族，至战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时，尚有宴会赋诗，至战国时，则不闻矣；春秋之时，尚有‘赴告策书’，至战国时，则无有矣。这就是说，春秋之古风，战国不存也。”

因为是私下学术交流的茶会，还是金华学派主办的，所以看在汪与立的面子上，曹端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也很明显了，什么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战国都不是一码事，杨敬诚说的那些，不过是“古人滤镜”罢了。

怀旧，不代表旧的真那么好，让他回到过去的时代，同样能挑出来一堆问题。

当下的永乐时代，正是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变迁，思想文化开始由洪武建文时期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

杨敬诚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驳倒，他反倒恳切地举了两个例子。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世风日下，确实非是我危言耸听。”

“譬如关中乡梓，我听祖辈说，从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归者，间里互相慰劳啧啧高之，极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罢官归乡的人，乡人只艳羡其怀中金帛，若是空手而归，反遭耻笑，这难道不是一例吗？”

曹端怔了怔，顺势说道：“正因如此，国师才要整顿吏治。”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严，惩治贪污不遗余力，最终起到士大夫知廉耻之效了吗？”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吏风的根由，还是在世风上，这一点我是认胡祭酒所言非虚的。”

杨敬诚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话本上说的，只重衣衫不重人见了面，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除非说得天花乱坠，只当耳边风过，这难道是我乱说的吗？”

吏风、世风、学风，互相纠缠，委实无法单独拆分，一旦说起来，难免有些越界的地方，这场茶会的众人，都不是胆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谈了。

正在茶会逐渐进入到诗文环节的时候，外面却忽然有消息打断了茶会的进度。

非是旁的消息，却是宫中发下来的诏令。

诏令不长，信息量却很密集。

“近岁以来，士风浇漓、官箴刓缺。

钻窥窦隙，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党，公事挤排之术。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

《书》有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朕初继大统，立志承太祖高皇帝遗命，自当深烛病源，亟待铲除。

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奋说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有退食自公之节，于是朝清政肃，道泰时康，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胶守故辙，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实不敢赦尔。”

祸事了，您说这太祖高皇帝这么多“祖宗之法”，别的您怎么不学呢？偏生要学大力整顿吏治，这时候您想起来祖宗宪典了。

嗯，薛定谔的祖宗之法。

但是显然，来自宫中的诏令，也是某种讯号，意味着随着这几天《明报》上舆论的发酵，已经开始有反馈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显，其他都能争论，但吏风这一块，是这次行动的主题，这个就别争了，你们也别想靠着舆论就能阻止整顿吏治的工作。

这样的定性，显然跟胡俨、杨敬诚认为的“吏风与世风息息相关”的观点相违背，但这就属于主办方下场定规矩，硬要二分开来，倒也没人再敢说什么了。

而像是金华学派和关学举办的这种茶会等类似性质的学术交流，这几日在南京可谓是数不胜数。

围绕着这个广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会命题，不同的思潮、学派之间，开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关键的今年还是科举年，外地举子刚来南京就碰上了这种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开了大眼，说什么的都有，一时间也是热闹极了。

就在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火烧楼塌我拍照”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热烈氛围中，几日后的国子监，也是马上要迎来了双方不同意见代表之间，对于“吏风、世风、学风”的论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