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相当于从指导思想到实践方法,从本体论到心性论,就都齐全了。
而有了姜星火这套完整理论的指导,世风、学风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姜星火继续补充道:“先天之知与天理不同,虽然是真理,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因为其属于认识范畴,不能等同于物质的客观实在,但在内容上客观的,检验‘致良知’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其客观的社会实践。”
实际上,过去以宋儒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总喜欢搞“致知在于格物”这套,认为要达到致知的目的,必须要从格物开始,而姜星火则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致知在于正心”,也就是人们在道德的反思中,清除过分的物欲和邪念,从而让被昏蔽的“良知”恢复。
“实践,倒是个有趣的说法。”
曹端对此很感兴趣,他又问道:“那致良知的实践之法,国师可否讲的清楚一些?”
“自然可以,不过应该跟你们过去学的不太一样。”
“哦?哪里不一样?”
胡季犛饶有兴趣的问道。
他也不是一般人,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而且以德行被人所称道,后期算司马懿,前期在安南算是类似于王莽的角色。
所以德行这块,胡季犛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致良知的实践之法,共有三步。”
实际上,姜星火既然能提出这套与物质世界一元论配套的心性论,就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致良知”是心学的大杀器,但同样也有弊端,姜星火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规避掉弊端。
这是有充分历史经验的,因为心学在王阳明去世后,主要以王畿、王艮两派为主,而这两派因为没有统一的方法论,所以都走歪了。
其中的一派,走入了佛家的心性论,成了狂禅派,就是渐中王畿一派,他们主张“良知当下圆成,更不须用消欲工夫,不须防检与穷索,取顿悟而入,即本体更是工夫,而天机常运,虽有欲念一觉便化”,把良知当作佛性看,主张顿悟,没有切实的方法论,最终越走越歪。
而另一派,则开始迫近魏晋玄学的心性论,成了清谈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们从日用见在处指点良知,谓良知为天然率性、吃饭穿衣、饥食渴饮、冬装夏葛,泰州学派把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一切樊篱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为怪诞,异议纷呈,所谓“上焉者习静谈玄以求顿悟,或作奇异之论以惊世骇俗;下焉者放荡恣肆,每出名教之外”便是如此,举止言谈多放荡不羁,只知清谈心性,不务实事。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里,良知作为本心的意味极其浓重,道德行为之发动、道德原则之制定皆导源于良知本体,而且王阳明认为世界万物以良知本心为灵明,通过主体对于一点良知的存养与扩充,可达至万物一体之境界。
也就是说,王阳明心学里的“致良知”跟姜星火的“致良知”还不太一样,姜星火只把“致良知”当做心性论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修养方法,而王阳明则是把“良知”纳入了本体论范畴,这跟姜星火的物质世界一元论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如果从心学本体论的视角来看,“良知即独知”,契证内赋予主体的良知,惟己独知,若无实地工夫来诠释此独知之本体,则本体将窒息于身体里同样,若无切实可靠的方法论来支撑这一本体的伸展,则必然沦为谈玄说妙的东西。
“良知即独知”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存在多种诠释可能,亦是流弊造成的根源之一。
所以,姜星火先设定了“先天之知”即是真理,而真理要通过实践来探求,也就是“致良知”这个方法论,从而完成了逻辑闭环,规避掉了王阳明心学的种种弊端。
而后,就是现在的事情,姜星火需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用来给普罗大众使用,教会他们如何用标准的步骤去“致良知”。
姜星火抬头望着天空,缓慢地说道:“其一,曰慎独。”
“慎独”一说,出自先秦儒学诸多经典,譬如《大学诚意》记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首章》记载“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在先秦儒学的语境里,即主体在社会道德实践中,须时时刻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即便是在隐微之处也不放松,要切实地做道德实践工夫。
汉代著名大儒郑玄在《中庸首章》处对慎独做了释义“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闲居者,独处也”,也就是说君子即使在独处之时,也应持守谨慎,这种释义有些字面意思的感觉了,少了几分微言大义的内涵。但在经学时代,儒者多着力于寻章摘句、考据训诂之类,于古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无所阐发,所以倒也没什么。
直到南宋时期,朱熹又对慎独做了新的解释,朱熹认为慎的意思应该跟郑玄解释的一样,但在独字上朱熹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在朱熹这里,独就有了独知(独自知道)的意思。
而姜星火做的解释则与朱熹不同。
“慎独者,人于内心活动之隐微处体察,以至省察克治也。”
也就是说,姜星火认为“慎独”是自我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与天俱来的、能知善知恶的良知,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经萌动了的过分的私欲和邪念,就实际意义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