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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五章 略懂（第3页）

从下面揭开围巾，磕着端上来的瓜子，姜星火问道。

柴车想了想，说道：“跟酒税有关系？”

“对。”

“洪武开国的时候，酒税政策跟现在不一样，这个你们知道吧？”

这里其实有个说法，相比宋朝酒税占到全年总收入约十分之一，和元代酒税占到总收入约七分之一，明朝的酒税在赋税占比中的比例相当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洪武开国的时候，为了避免消耗粮食，是严格执行禁酒的。

一般传统酿酒都是“以曲定酒”，也就是说酒曲是酿酒的关键，譬如宋元，都是通过官方制曲以及对曲榷酤征税，从而收取酒类专营商品税，而老朱也是这个思路，通过限制酒曲原材料来避免粮食被消耗在酿酒中，以至于富人每日饮酒、穷人食不果腹。

郭琎回忆道：“太祖高皇帝彼时下旨：余自创业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惧弗胜任，但以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取之过重，心甚悯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力行而又申告之。

以民间造酒醴，糜费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价稍平，予以为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

老朱的圣旨，一如既往的实在，从自身出发，把禁酒的来龙去脉给百姓讲的清清楚楚，可谓是语重心长。

实际上，老朱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实践效果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不太行，任何时代，官方禁酒基本上都是越禁越多。

甚至还有一件事，被记录进了《明史》的胡大海列传里，“初，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时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及关住复被杀，大海遂无后。”

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老朱禁酒的态度相当坚决。

姜星火揭开围巾，尝了一筷子刚端上来的热菜，说道。

“实际上，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考虑到民间大量的反对声音以及屡禁不止的私下贩卖，大明又不会因为酿酒的这点粮食而造成饥荒，禁酒令确实没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于是太祖高皇帝就废除了开国时候的禁酒令，但同时不再进行酒类专营，也就是榷酤制和买扑制，酒曲征税的话，每块酒曲大致征收才100文而已这就造成了酒业极为发达，不仅城池酒楼酒肆林立，就连乡镇村落酿酒作坊和烧锅也是遍布。”

这个是有说法的，洪武二十七年，老朱认为海内太平，思与民偕乐，于是命工部建十酒楼于江东门外，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名，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这些官营的大酒楼，现在都经营的相当不错，是官员富商们高端宴会的首选。

“而白酒的酒曲，比米酒的酒曲要便宜的多，估摸着每块酒曲可能也就十几文。”

这是因为，米酒的酒曲主要用于酿造米酒和黄酒，通常采用稻米、糯米等为原料，白酒的酒曲采用的原料则主要为小麦，在大明，稻米、糯米的价格，是高于小麦的，而且糯米的价格，更是比稻米还要高得多，偏偏好酒的酒曲，基本都是要用糯米的。

因此，如果是私家酿酒，那么酒曲的征税，自然可以忽略不计，毕竟产量小。

但对于大的酒场来说，在按规定交税的同时，肯定是要尽量多赚钱的，所以白酒交的酒曲税，就远低于米酒和黄酒。

如今百姓能够接受白酒，那么酒场自然会加大力度生产白酒，虽然卖的便宜，但交的税要少得多，薄利多销总有得赚，还能打入“下沉市场”。

郭琎和柴车，看着桌子上的菜，有点着急，可国师之前的命令实在是有点奇怪。

柴车问道：“我们能把围巾摘了吗？”

姜星火一愣，只道：

“摘啊，也没人认识（你们）。”

“。”

姜星火不是很饿，他出来的目的也不是吃喝，所以看着他俩喝酒吃菜，自己浏览着菜单。

菜单上的酒类确实不少，葡萄酒、梨酒、枣酒、蜜酒、树汁酒、椰浆酒，除了北方常见的马奶酒这里没有以外，基本上市面上该有的都有了。

“所以，您觉得酒税，其实有搞头？”

又吃了两口，郭琎才回过味来。

姜星火笑了笑，说：“看情况。”

老朱的很多制度，在姜星火看来，都有矫枉过正的嫌疑，或者说，过于理想化了。

实际上，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重要的专营商品，由国家进行征税，都是没问题的。

老朱只看到了宋元时期商品专营榷税的危害，却并没有意识到，对于国家经济，尤其是大明这种在不断发展的经济体而言，这些专营商品所能带来的利益。

其实说的不好听点，在姜星火前世的历史上，大明为什么会灭亡？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两个字，没钱。

大明要是有钱，就不需要加“三饷”从贫苦农民头上刮油水，就不会导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加税而导致更多农民起义”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李自成可以输很多次，孙传庭一次也输不起？原因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