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好了冀、幽两州,何进心情不错,袁术调走之后,洛阳地区几乎所有的人马都掌握在他手中,他觉得是应该要搞一些事情了。
何进首先准备着手改革的便是土地制度,这是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强盛之基,也是衰败之源。
在他看来,几乎所有封建王朝的崩塌,土地制度的崩溃都是重要因素,而东汉也不例外。
这个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土地逐渐集中到了贵族、世家的手中。
百姓为了活命,除去当流民、山匪,就只得依附于这些贵族与世家,平日为农,战时为兵。
最典型的就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几大世家都私自接收、藏纳无数流民,可轻易组建数万大军。
可这些人员全部都只听命于自己的家主,东吴的君主是很难直接指挥的。
而世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于人口多是隐而不报,也就直接减少了政府的税收。
若不解决土地问题,即便天子再是勤政,大臣再是贤能,这东汉朝廷也最终不过是放大版的东吴政权,被世家架空罢了。
历史上三国时期,由于连年征战,以曹操为首的诸侯纷纷开始屯田,此为军屯。
此法在战争时期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所以之前何进命朱儁在关中屯田,让曹操在兖州屯田,就是为了确保若突发战争,朝廷能有兵可用,有粮能吃。
但历史验证过,曹魏的屯田制度只是战时良策。
而一旦社会逐步稳定,这种半军事化的土地制度剥削严重,不能很好的调动积极性,最终在曹魏后期北方大局稳定后,开始逐渐消亡。
在何进到来以后,大汉已有平稳之势,所以还得有更适合当下的土地制度。
于是何进在朝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而大将军派系的官员则纷纷出言相附。
其法倒也简单,支持荒田、荒地开垦,无论百姓、流民都可以去官府认领无主荒田,头三年不收田赋田税,产出一律归耕种者所有。
耕种满三年则该地归耕种者所有,官府依法收税。
此法参考的是历史赫赫有名的“均田制”,后者在历史上持续了三百多年,更是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
何进提出的还只是阉割版本,更像是从曹魏屯田制繁衍而出,难称“制度”,却也算是一条积极政策。
在何进看来,此法不但可以鼓励耕种者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大汉流民、逃民无数,若能用此政策,吸引他们出来耕种、落户。
时间一长,不光是粮食储备与税收的增加,还可以得到户口的增长,这对朝廷而言,无疑是件好事。
有钱、有粮,就可以养的起军队,何进也就能维护住朝廷正统。
其实,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影响,最简单的还是鼓励商贸。
历史上宋朝同样土地兼并严重,却不影响它的繁荣。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宋朝商贸繁荣的缘故。
但眼下这个时代,贸然鼓励经商显然不现实,而鼓励开垦则显得平缓很多,它针对的主要是无主荒田与无地之人。
而耕地面积的增加,并不算是去抢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对于他们的冲击没那么大,朝堂的反对声音自然也就不多,被何进派系轻松压倒。
新政策的推出,效果虽不是短时间能见到,但还是让何进对于未来充满期待。
可就在刘辩同意了此策之后,却有益州使者被带上大殿,向刘辩递交了刘焉的奏书。
刘辩命宦官宣读,原来是刘焉说他身体每况愈下,想恳求天子让他的幼子刘璋去益州探望。
刘辩还在沉思,下面的何进心中却是大为惊讶。
他原本调刘虞回洛阳,就是想在刘焉去后,利用前者的身份、声望与大汉现在稳定的背景去对刘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其率益州归附朝廷。
他的确知道刘焉没多久能活了,但却没想到刘璋此时原来就在洛阳。
并且除了他以外,刘焉的长子刘范、次子刘诞居然也在洛阳,只有三子刘瑁跟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