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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8章 恭亲王奕 从皇室贵胄到洋务先锋（第2页）

此时，奕?看到了政变的机会。他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在慈禧太后的示意下，一些御史先后上疏请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但遭到了载垣、肃顺等人的坚决反对。然而，慈禧太后和奕?并未放弃，他们暗中加紧部署，等待时机。

八月，奕?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并成功取得了列强的支持。在奕?的劝诱下，慈安太后也站在了慈禧太后一边。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认为，要发动政变，必须早日还京。他向慈禧太后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他是问。慈禧太后遂与奕?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回京后，尽力争取到了部院大臣和京津防务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携同治帝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并立即召见奕?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兵迎捕了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杀，或令自尽，或“革职”、充军。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

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奕?因参与政变有功，被任命为领班军机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妥协与御侮

辛酉政变的成功不仅稳固了奕?在清廷中的地位，也使得西方列强对清朝的政策感到满意。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认为，通过支持奕?上台，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清朝政府的顾问。法国驻华公使也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政变结果的满意，认为这将使得未来的谈判更加容易进行。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奕?采取了与列强“和好”相处的策略，以确保清朝能够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维持统治。

奕?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主要围绕着“灭发捻为先”的方针展开。他认为，只有首先平定内部的叛乱，才能有效地抵御外部势力的威胁。为此，他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生产枪支弹药以镇压各地起义。同时，他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的计划，允许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借用外国军队的力量来对付太平天国和其他反清力量。这些措施虽然短期内加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但也加深了对外国势力的依赖。

然而，奕?的外交政策并非一味顺从。他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时，也展现出了对外妥协的一面。例如，在1861年，奕?同意委派英人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将中国的海关管理权交给了外国人。同年，他还委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但最终舰队的指挥权却落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手中。这种安排引起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不满，最终导致清廷不得不遣散船员，并向英国支付赔款。这一事件暴露了奕?在处理涉外事务时的软弱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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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奕?还在1864年同意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这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领土主权，引发了国内的强烈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奕?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迁就，甚至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以求息事宁人。这些做法不仅未能平息民愤，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尽管奕?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妥协的态度，但他也有自己的考量。在他看来，当前的困境是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所致，因此必须通过自强来改变现状。他在奏折中多次强调要练兵制器，增强军事实力，以便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外挑战。例如，他在谈到购买欧洲军舰时指出，如果使用得当，不仅可以用于镇压内乱，还能备御外侮。奕?还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提高自身能力，以免长期受制于人。

奕?的政治见解和作为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也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奕?的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批评。其弟奕譞就指责他在处理夷务时毫无起色，对外国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缺乏坚定立场。

七、几度起落

奕?在辛酉政变后迅速稳固了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各方，稳定政局。他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平反了一些受肃顺排挤打击的大臣，这些举措赢得了朝野的一片赞赏，也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奕?地位的上升和声名鹊起，他的处境也变得愈加复杂。

一方面，奕?支持曾国藩等地方势力办洋务，但又主张削弱这些地方势力，这种做法引起了湘淮军系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在推动洋务运动时，也遭到了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由于奕?的权力受限，不能完全满足列强的要求，这也使得西方国家对他产生了不满。慈禧太后虽然利用奕?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也开始感到奕?的权势过大可能威胁到她的权威。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慈禧太后采取了扶植多派政治势力互相牵制的策略。她一面支持奕?为首的洋务派，一面放任顽固派对奕?的攻击，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和削弱奕?的影响力。这种局面让奕?感到非常不满，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但在矛盾漩涡中仍勇于任事，表现出刚愎自用的一面。慈禧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认为奕?“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两人的关系因此出现了裂痕。

1865年（同治四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指责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两天后，两宫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颁诏，免去了奕?议政王及其他一切职务。尽管朝中大臣纷纷求情，慈禧太后最终允许奕?继续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的头衔。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1869年（同治八年），奕?支持处决慈禧太后的亲信安德海，这进一步激化了与慈禧太后的矛盾。1872年（同治十一年），奕?被任命为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的负责人之一，并被允许世袭罔替亲王爵位。然而，1874年（同治十三年）七月，奕?与其他大臣劝谏同治帝不要修复圆明园，结果遭到同治帝的斥责。同治帝甚至怒斥奕?：“此位让尔，何如？”随后，同治帝发布朱谕革去奕?亲王世袭罔替的爵位，降为郡王。但在两宫太后的干预下，奕?很快恢复了亲王世袭罔替的地位。

同年十二月，同治帝驾崩，奕?与慈禧太后等人共同商议迎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此后，奕?继续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宗人府宗令、玉牒馆总裁等职。1879年（光绪五年），奕?会见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求其调解中日琉球争端。1880年（光绪六年），奕?在与英国公使阿礼国的会晤中表达了对电报、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看法，但他强调这些设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控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

在主持军机处的近二十年间，奕?最初倚重文祥。文祥去世后，沈桂芬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奕?信任的重要助手。然而，1881年（光绪七年）除夕，沈桂芬去世，加上同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在朝廷中的孤立感更加明显。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反复的浮沉逐渐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面对大事时，他往往提不出有效的应对策略。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奕?领导的军机处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导致军队节节败退。

八、甲申易枢

1884年，即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的失利成为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清军表现不佳，节节败退，这不仅暴露了清朝军事力量的薄弱，也引发了朝廷内部对领导层的不满。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以奕?“委靡因循”为由，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包括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重要职位。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被称为“甲申易枢”，因为这一年是甲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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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政变中，不仅仅是奕?本人被罢黜，他的整个政治集团也被逐出权力中心。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颜扎·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等重要官员都被撤职。朝廷在上谕中称：“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虽然表面上给了他们一些体面的理由，但实际上是对奕?及其支持者的严厉打击。此外，奕?还被停赏亲王双俸，进一步削弱了他的经济地位。

失去权力后的奕?被迫隐退，他在京西的古刹戒台寺“养疾避难”。这段时间里，奕?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核心，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然而，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月，朝廷恢复了奕?的亲王双俸，这表明慈禧太后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开始重新审视奕?的作用。1889年（光绪十五年）正月，朝廷又赏赐给奕?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以及三等护卫两名，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待遇。1891年（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奕?在恭王府中庆祝了自己的六十寿辰。

九、新旧之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在战场上屡遭败绩，清朝的统治危机四伏。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决定重新启用奕?，希望借助他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并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奕?被任命为“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随后，光绪帝发布谕旨，成立督办军务处，并任命奕?为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其节制。同时，奕?也被恢复了军机大臣的职务。

然而，此时的奕?已经年老多病，多年的失势使得他对政务有所隔膜，锐气也大大减弱。他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有丝毫出格。1895年春，清廷派遣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进行谈判。四月初三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关于和约的十条内容，奕?表示赞成，并力主不能再言战。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五月初二日，奕?与庆亲王奕匡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不久，“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但奕?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为由，坚持支持换约。

尽管奕?在晚年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得较为保守，但他仍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在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提出了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然而，这些主张基本上是洋务运动的老调重弹，并未触及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实际上，奕?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持抵制态度。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并与主张变法的帝师翁同龢严重对立。

早在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奕?，试图争取他的支持，但遭到奕?的坚决反对。奕?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与光绪帝单独交流的机会。此后，奕?与翁同龢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常常从中作梗，阻挠变法进程。奕?指责翁同龢揽权、狂悖，对他进行裁抑和刁难，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和支持。

1898年初，奕?再度被授为宗人府宗令。同年，沙俄强占旅顺和大连，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局危急，强调变法的重要性。奕?对此保持沉默，未予回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求开设制度局，确定国是，奕?再次表示反对。二月间，奕?因病“痰喘频作”，闰三月病情加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三次前往探视，奕?虽气息奄奄，但仍对国事忧心忡忡。

1898年四月初十日（5月29日），奕?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光绪帝得知讣讯后，与慈禧太后亲自前往祭奠，赐陀罗经被，并特地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派总管内务府大臣库雅拉·启秀办理丧事。奕?逝世次日，懿旨赐谥号“忠”，入祀贤良祠，并配享太庙。这一谥号在整个清朝宗室中只有奕?和多尔衮获得过，显示了他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奕?的孙子溥伟继承了他的爵位，成为新的恭亲王。

结语

综观奕?一生，无论是早期在政坛上的活跃表现还是后来推行洋务新政时的大胆尝试，都彰显出一位封建贵族出身却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求变的政治家形象。尽管他的某些决策可能给国家带来了短期损失，但从长远来看，正是通过像奕?这样的人物不懈努力，才为中国后来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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