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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孙可望 从抗清英雄到叛逆者的一生(第1页)

一、早期经历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孙可望加入了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因其在战场上表现出色,骁勇善战,张献忠将其收为养子,并赐姓为张,改名为张可望。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同成为了张献忠最为倚重的将领,他们被封为平东将军,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大西军的核心力量。

到了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随着清军的大举入侵四川,张献忠在凤鸣山一役中不幸阵亡。在这一关键时刻,孙可望与李定国共同承担起了领导大西军的责任,他们率部向南撤退,以图寻找新的根据地继续抗清斗争。孙可望与李定国决定进军云贵地区,这里地势险峻,易于防守,是理想的抗清根据地。

进入云贵之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的军队一路攻克遵义、贵阳等地,逐渐扩大了控制范围。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在云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孙可望自称国主,定年号为兴朝。

二、收复湖南

公元1651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数万步骑兵及战象十余只,大举进军湖南。这次行动由三个方向同时展开:一路由铜仁、麻阳出发,一路由平溪、便水出发,另一路由大小梭罗出发,三路大军最终在沅州(今湖南芷江)会合。清军在沅州的守军仅有三千人,面对孙可望军队的强大攻势,很快被围困在城内,“围如铁桶”。

经过激烈的战斗,1651年四月十五日,冯双礼成功占领了沅州,俘虏了清将郑一统和知州柴宫桂。随后,冯双礼的部队乘胜追击,试图攻占辰州(府治在沅陵),但由于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严密,未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带领两万兵马竭力支撑,双方在辰州一带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到了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四月,李定国率部从贵州进入湖南,并与冯双礼的部队会合,共同进攻靖州。清军方面,沈永忠派出总兵张国柱带领八千兵马前往救援靖州。然而,在靖州的战斗中,清军陷入了重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交战后,清军遭受重创,损失了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官兵(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和八百零九匹战马,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仅率领少数残部于四月二十二日仓皇撤回。

明军乘胜追击,相继攻克靖州、武冈州。沈永忠见形势危急,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部下从宝庆向北撤退。到了六月二日,沈永忠撤退至省会长沙,但仍无法站稳脚跟。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后,沈永忠于八月初六日放弃了长沙,一路逃至岳州。随着沈永忠的撤退,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地方官员也纷纷北逃。此时,除了岳州、常德仍在清军控制之下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

三、孙李矛盾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源于两人对于战略方向的不同看法。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二月,在贵阳附近的定番会议上,大西军的领导人讨论了未来的战略方针。孙可望主张部队应该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作战,必要时可以撤退至南海。相反,李定国则坚持认为应当西进云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与南明政权联合起来抵抗清军。

李定国在会议上发表了一段激昂的演讲,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联明抗清,而不是继续与明军相互消耗。他认为,大西军与清军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与明军的冲突只会让清军坐收渔翁之利。李定国的观点赢得了大多数将领的支持。然而,孙可望对联明抗清失去了信心,更倾向于保住现有的领土,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

在会议中,李定国甚至表示,如果孙可望坚持要亡命南海,那么他宁愿当场自刎也不愿走这条死路。此言一出,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众将领连忙阻止了李定国,并一致支持他的主张。看到如此情况,孙可望不得不妥协,同意了李定国的建议,即西进云南并与南明联合抗清。尽管如此,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影响力产生了疑虑,这也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尽管确立了联明抗清的战略方针,但直到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才开始与永历朝廷进行谈判。在这过程中,孙可望的策略与李定国的初衷有所差异。孙可望并不真心愿意联明,而是想要模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以此来控制其他将领,尤其是李定国和刘文秀。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的增长越来越感到不安。李定国不仅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能够有效地团结士卒,其部下都愿意为其效力。此外,李定国性格直率且强悍,与孙可望在战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总是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和战略上的分歧,再加上孙可望对李定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为大西军内部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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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下西天

在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的军事活动主要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义子负责。张献忠曾参照明军体制设立了五军都督府,任命这四位将领为四将军。其中,孙可望被推举为首领,艾能奇与孙可望关系较好,刘文秀则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而李定国则对孙可望的领导地位持有异议。

孙可望、艾能奇和刘文秀曾经计划在校场上教训李定国,以树立孙可望的权威。虽然这次事件表面上达成了和解,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嫌隙。不久之后,艾能奇因中毒去世,他的部将冯双礼虽然继续效忠孙可望,但因为级别较低而无法参与到四王的议事之中。这样一来,孙可望在四王议事中失去了原本的优势地位。

为了削弱李定国的影响力,孙可望决定派遣李定国南下征讨小西天。为此,孙可望在云南为李定国筹备了大量的粮草物资,以便其远征。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李定国调离云南,避免其干涉云南北伐的计划,并确保自己能够更好地掌控局势。

李定国接受了南征的任务,并在南征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然而,为了能够参与云南北伐的计划,李定国在南征胜利后迅速带兵返回。此举表明了李定国对于参与北伐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孙可望策略的不满。李定国的快速返回,显示了他对于孙可望南征计划的警惕,以及他希望能够在北伐计划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五、长江战役

公元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这一胜利极大地提升了大西军的声望。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内心却颇为不悦。表面上,孙可望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以此表彰其战功;但实际上,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实力和声望的增长感到不安。因此,孙可望命令李定国的副手冯双礼暗中监视李定国,并派遣另一支队伍紧随其后,意图寻找机会除去李定国。

1653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杀了清军的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连续击败两名清军的重要将领,接连收复了数十个州县,使得大西军的声势达到了顶峰。这一连串的胜利不仅震撼了天下,也让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嫉妒之情愈发强烈。

孙可望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李定国的声望和实力可能会进一步增长,最终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孙可望开始积极策划如何削弱李定国的影响。他一方面试图通过暗中监视等方式来收集李定国的不利信息,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来直接除掉李定国。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大西军内部的分裂也因此日益明显。孙可望的这些行为不仅未能达到削弱李定国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对立,为后来的内讧埋下了隐患。随着李定国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孙可望内心的嫉妒和不安也愈发强烈,这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为大西军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六、宝庆之败

公元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孙可望率军到达沅州后,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前来议事,企图借此机会逮捕李定国并夺取其兵权。李定国在接到命令后,正准备动身前往,却突然接到了刘文秀之子的密报,称孙可望有意对其不利。这一消息让李定国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去,可能会被孙可望以违抗军令的名义兴师问罪;但如果前往,则可能面临危险。在此期间,孙可望连续下达了七道命令催促李定国前来,迫于无奈,李定国只好率部向沅州进发。然而,在途中,李定国再次收到刘文秀之子派人送来的劝阻信件,于是决定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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