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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乾隆时代 盛世之下的成就与隐患(第2页)

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清军终于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彻底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乱。此次战役结束后,乾隆帝决心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当地设立行政机构,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在小金川旧地设立了美诺厅(后改为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立了阿尔古厅,均隶属于四川省。此外,还在险要地区驻军,以确保这一地区的稳定。

六、全盛之象

乾隆中期,中国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急剧增长,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显着增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的土地达到了七亿八千万亩。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区,亩产普遍达到二三石,甚至有高达五六石乃至七八石的情况。这表明精耕细作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单位面积的产量显着提高。

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乾隆时期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的种植。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不仅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也适应了人口增长的需求。甘薯和玉米的推广种植,不仅提高了粮食总产量,还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

除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经济作物包括棉花、烟草、茶树和甘蔗等。棉花种植尤其受到重视。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棉花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到了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广泛,部分地区棉花种植面积甚至超过了粮食作物。在直隶和河南等地,棉花种植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手工业和商业同样呈现出繁荣景象。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苏州府的吴江县棉花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作物。棉花的种植不仅满足了本地的纺织需求,还通过商贩大量运输到江南纺织业发达的地区。

在商业方面,随着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各地的市镇经济活跃,贸易往来频繁。商品种类丰富,市场交易活跃,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乾隆帝对文化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对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上。他下令广泛征集图书,并颁布求书谕旨,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积极参与。乾隆帝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确保书籍的搜集工作有序进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从全国各地征集的图书已超过万种,极大地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顺利完成,八部《四库全书》先后抄写完毕,并入藏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间,国库的银两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显示出国家财政的雄厚实力。这一时期,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这一时期的强大中国屹立于东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七、盛极转衰

乾隆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但在乾隆帝统治的后半段,清王朝却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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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其统治的前半段,凭借着父祖留下的基业和自身的努力,实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帝开始追求个人享乐,频繁地进行南巡,每一次南巡都是对国库的巨大消耗。与此同时,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达到了极点,这位曾经地位卑微的小臣,通过讨好皇帝,迅速爬升到权力的顶峰,成为集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和珅的专权不仅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反而愈演愈烈,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导致政府职能的严重失范。

乾隆中后期,清廷内部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一方面,各级官员为了迎合上级或者自身利益,不惜采用虚报数字、挪用公款等手段,导致国家财政空虚。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与商人间的勾结,使得国家税收流失,如两淮盐政贪污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案件暴露出当时官僚体系的腐朽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乾隆帝晚年在处理政务上的无力感。

更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失去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能力。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社会矛盾激化。加之乾隆帝晚年对边疆事务的忽视,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例如白莲教起义就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乾隆帝虽然意识到腐败的危害,并试图通过严厉的惩罚来遏制,但这些举措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皇帝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不足,使得很多改革措施难以真正落实。

八、晚年用武

乾隆帝晚年,清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乾隆帝在此期间仍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帝国的尊严和稳定。然而,这些军事行动大多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暴露了清廷在军事组织和外交策略上的诸多缺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发生回民起义,这是对清政府统治能力的一次考验。随后,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发生了林爽文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规模较大,威胁到了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为了平息叛乱,乾隆帝派遣福康安和海兰察前往台湾,最终成功镇压了起义。然而,这次胜利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耗费了大量的军力和财力。

紧接着,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今越南)的阮氏势力崛起,挑战了清朝的宗藩关系。乾隆帝决定派兵远征安南,以显示帝国的威严。起初,清军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随后在黎城遭遇惨败,被迫撤军。这次失败暴露了清军在战术和后勤保障上的不足。最终,清廷接受了阮惠的和谈请求,承认了其在安南的地位。

同样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边境地区,这对清廷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乾隆帝命令福康安率军入藏平叛。经过一番较量,福康安成功击败了廓尔喀军队,并迫使他们求和。此役之后,清廷确立了金奔巴瓶抽签制度,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东西方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接触。马戛尔尼的目的是寻求与中国建立平等贸易关系,但乾隆帝坚持传统的朝贡体系,拒绝了英方的要求。这次会面虽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它标志着清帝国开始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

九、太上训政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和内部矛盾时,决定在形式上将皇位传给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自己则成为太上皇帝。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是为了传承帝位,但实际上乾隆帝仍然牢牢掌控着朝廷的实际权力,继续在养心殿处理日常政务。

乾隆帝在归政后依然行使着重要的决策权,包括批阅奏折、任命官员等关键事项。嘉庆帝虽然登基,但初期实际上处于一种有名无实的状态,主要居住在毓庆宫,而宫中依然沿用乾隆年号。这种特殊的政权过渡方式,既体现了乾隆帝对权力的不舍,也反映了他对继承人治理能力的信心不足。

在乾隆帝作为太上皇帝期间,清王朝面临着多重危机。首先,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这场起义迅速蔓延至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甘肃等省份,成为清朝统治的重大威胁。这场起义持续了多年,直到嘉庆七年(1802年)才被彻底平息,显示了清廷在乾隆晚年之后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

此外,乾隆帝去世前的几年里,清廷还遭遇了其他一系列问题,如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交泰殿的火灾,以及嘉庆三年(1798年)农民起义领袖王三槐被捕等事件,这些都是对清廷权威的挑战。

乾隆帝逝世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壬戌日,享年八十九岁。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帝立即采取行动,逮捕并赐死和珅,结束了和珅长达二十多年的专权。嘉庆帝继位后,开始了对乾隆年间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其中包括对文字狱案件的重新审查,并对相关人员予以赦免。

乾隆帝去世后,被追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并于九月葬于裕陵。

结语

综上所述,乾隆皇帝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挑战。他在位期间实现了国家的强盛,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历史发展的局限。乾隆的故事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缩影,更是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转换过程中所面临问题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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