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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2页）

“刚刚两案并一案，我想还是要给你个电话。”何鹏涛说道。

厉果问：“现场有没有直接证据？”

“很有反侦查意识啊，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明显是刻意清扫过的。罪犯心理素质似乎好得出奇，到现在为止都没留下破绽。”

“目击者呢？”

“这里比较偏僻，又是发生在深夜，所以走访结果令人悲观。而且因为消息封锁，我们无法从正面途径向群众征集线索，都得靠我们自己跑，人力有限啊。究竟是昏迷后被运到现场，还是诱骗过来下的药，现在都还没什么头绪。”

“两名受害人之间有什么关联？”

“通过家属、单位走访，电话记录查询，社会关系排查，上网记录统计等搜集的信息来看，两人之间并没有交集，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彼此认识，或者有共同认识的人和组织。总之，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厉果蹲下来，用手指在地上摸了摸，放到鼻子前嗅嗅。

“宣泄型罪犯！”姚静曼手拿笔记本，在一旁插话了。她是桐城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今年才毕业，在厉果手下做实习助理。

“什么意思？”何鹏涛一头雾水。

“凶手施暴的目的不是谋杀，而是情感的宣泄。”姚静曼耐心地解释。

厉果依旧没说话。

《马拉之死》，法国旧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作品，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形。

主人公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为了躲避迫害，长期藏身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他有着狂热的革命激情，渴望改变社会，同时他又是个暴君，主张残酷无情的铁血政策。可以说，正是他的残暴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厉果努力回忆着过去在画册上看到的有关《马拉之死》的介绍。

那是一幅在特殊年代里，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写实油画作品。如果因此而联想到罪犯是因为政治而谋杀，显然是不妥当的。首先，受害者并不是政坛人物；其次，政治犯往往采取纵火、爆炸或投毒等危害性更大的群体性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博取当权者的关注……

姚静曼说得没错。

照现场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长期处于压抑和焦虑状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宣泄出去，而最终导致偏激或幻想行为的产生。

厉果皱着眉头继续想着。如果排除以上种种可能，尽管不愿意，也尚未有足够的证据，可现场的迹象依然表明：他们很有可能遇到了一个变态连环杀手！

而《马拉之死》所象征的内涵，正是罪犯内心焦虑的外延：想要宣泄的情感内容。

稍作思考后，厉果进一步把嫌疑人判断为“随机杀人的宣泄型系列杀手”，然后他给出了对嫌疑人的初步描述：

1。常驻本地的男性；

2。年龄在28～35岁之间；

3。受过高等教育，未婚，有洁癖，经常因为纠结于不必要的小细节而影响工作进程，受到领导指责；

4。身体强壮，独来独往，言辞木讷、不得志，因为工作岗位次要，长期被同事或亲人忽略，近期可能有重大挫折，例如被解雇、降级、调离原工作岗位等；

5。有英雄妄想情结，可能进行过心理咨询；

6。喜欢穿有四个以上口袋的外套；

7。有一辆使用期五年以上的黑色三厢轿车。

诚然，犯罪心理画像只是刑侦工作的辅助手段。它是推理，但不是严谨的科学，是通过各种资料、线索，进行分析、总结，得出的一个可能成立的结论。完全否定这种手段，显然是无知的；但如果全盘尽信，自然，也是危险且草率的。

厉果给出的嫌疑人画像，尽管让人看到了一个轮廓，但于细节之处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就像看到飞驰而过的车里的某个人——即使如此，也足以让实习生姚静曼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犯罪心理画像的特殊性在于，它用来推理的线索不仅仅是类似一枚指纹之类的证据。要精确锁定嫌疑人，还要搜集现场的心理痕迹，进入罪犯的内心，通过心理画像来推测嫌疑人的种种特征。”厉果解释，“除此之外，还要参照以往同类案件的罪犯的共性。

“幼年时期遭受挫折，被亲人轻视或女友抛弃，从而埋下深深的自卑感——

“彰显自我价值的渴求与这种自卑感长期‘针锋相对’——

“却因为孤独、缺乏与人沟通而导致这种矛盾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