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见你的鬼!”
庞金海吼了一声,把田中一郎的手狠狠推开;“你满意了,可是我呢?我怎么办?”
尽管得罪日本人很不明智,但他实在忍不住。
田中一郎沉下了脸,冷冷道:“你怎么办,那是你的事情,我管不着!青木先生已尽力而为,做了所有他能做的,甚至把松井领事都请出来了,你还想要怎样?”
“我要林永年死!”
庞金海此时已完全失控,疯狂地喊叫:“我要她见阎王!我要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田中一郎被他的歇斯底里吓到了,吃惊地望着他:“为什么?他不是你的朋友吗?你跟他到底有何冤仇?”
庞金海没有回答,转身走了,但心里却在大声嘶喊。
冤仇?何止是冤仇?我跟他不共戴天!他夺走了我的恋人,撕碎了我的幸福,把我的尊严踩在脚底下无情地摩擦,他让我蒙受了奇耻大辱!我的一生都被他改变了!
肉体的伤口很容易愈合,心灵的伤口却不然。虽然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心仍在滴血,始终走不出惨痛的阴影。
他也曾想过放手,想过换个方向重新开始,但他做不到。他是个很执着的人,而执着与偏执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有时候执着就是偏执。
这些年来,他一直过着双重生活。表面上他和林永年仍然是好朋友,常来常往无话不谈,但实际上他心中的仇恨与日俱增,每次去林家作客,看到那幸福的三口之家,对他都是巨大的煎熬。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他等了整整十四年,十四年啊!这十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心中的痛苦多深多重,别人根本无法理解。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机会,以为能借日本人之手咸鱼翻身了,可谁知最后却空欢喜一场!
懊丧、怨恨、不甘,这一切像岩浆一般在庞金海心里辗转翻腾,他想起了一句从贩夫走卒那儿听来的话:上茅房使了很大的劲想拉屎,结果却只放了个屁,一阵风吹过什么都没有了。
这话听起来很粗俗,但细想想说得太妙了,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庞金海忍不住仰面狂笑起来。两个过路人吓了一跳,喊了声“疯子”,慌忙夺路而逃。
他站在那儿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他们说的没错,我也许真的要发疯了,可怜可悲啊!
然而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他的神经足够坚强,很快便恢复了理智,开始面对现实了。
现实就是林永年没有性命之忧,顶多坐三年牢。这个结果虽然与他设想的相距甚远,但还不算最坏。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仍有机会做文章,实现既定目标。
他的心稍稍舒缓了一些。然而,很快又抽紧了。
林永年真的会坐三年牢吗?也未必。窝藏罪本身不是什么大罪,加上他的律师、那个顾孚远可不是省油的灯,被姓顾的从中一搅和,会不会把林永年交保释放?
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全完了,连一点翻盘的希望都没有了。
庞金海密切关注案子的进展,心情之紧张丝毫不亚于沈卉和她女儿,以及沈卉的哥哥沈方。
林永年在拘留所一关就是4个多月。1939年3月,他的案子终于在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开庭了。
这次庭审进行了一整天。检察官姓吴,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威严,似乎他这个人就是为当检察官而生的。
吴检察官用宏亮的声音宣读了起诉书,他把林永年说成是杀人犯的同谋、一个危险人物,必须严惩以儆效尤,因此他建议判处林永年入狱三年。
听了吴检察官的话,林永年大感意外,旁听席上的亲友们也都面面相觑,心情沉重。
在一片黯淡的气氛中,顾孚远站起来为被告辩护。
顾大律师果然了得,他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检察官先生把被告说成是杀人犯的同谋,本律师认为毫无根据。被告收留张伯良完全是出于朋友之谊,我相信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被告所犯仅仅是窝藏罪,检察官先生建议判处他入狱三年,简直太离谱了,让人匪夷所思,请法官大人明鉴。”
吴检察官争辩道:“本案被告窝藏的不是一般罪犯,是凶残的杀人犯,而且杀害的是日本人,后果很严重。本检察官坚持认为,入狱三年的判决对本案被告是合适的。”
顾孚远冷笑:“检察官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一件事,希望法官大人允许我在法庭上简述一下。”
吴检察官喊:“我反对!这是被告律师的拖延战术!”
顾孚远说:“这件事与本案密切相关,希望法官大人给我5分钟时间。”
法官想了想,很勉强地对顾孚远点了点头:“好吧,你的讲述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
“谢谢法官大人。”顾孚远向法官弯了弯腰:“我记得两年前,南京发生了一桩凶杀案。”
他说到这儿,停下看了看吴检察官。后者的脸色一下变了。
顾孚远继续说道:“凶手因为财产纠纷杀了人,他跑到上海租界,躲藏在一个姓黄的朋友家里。不久那个凶手被捕,交给中国警方处置。黄先生也受到牵连,被抓进了巡捕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