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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第1页）

竹书纪年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记述了八十九位帝王，共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历史。它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以君主纪年为纲目，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的方式纪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的方式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五帝纪

关于《竹书纪年》的起始时间，存在不同说法。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和《晋书·束皙传》均说该书始于夏代，但《史记·魏世家》集解注引和峤语称该书始自黄帝。

清代至民国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始自夏纪，并无“五帝纪”这一部分内容。此外还有零星文字，如“舜放尧于平阳”之类被其他书籍引用而流传下来，一些辑佚者认为是引用者误将《汲冢琐语》的内容当做了《汲冢竹书》的内容，故未收；但也有辑佚者将之附录于书中。

《今本竹书纪年》则有“五帝纪”，记录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之事。《四库总目提要》的作者指出，这部分内容主要抄自《宋书·符瑞志》

夏纪

夏纪所载，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

殷纪

殷纪颠覆了《史记》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

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由于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并且伊尹的后人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因此殷纪这部分存疑，有待进一步考究。

周纪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

晋纪

周平王东迁之后，《竹书纪年》以晋国纪年，而作晋纪。晋纪记载了晋文侯杀周携王的旧事，详细记录了曲沃代翼的过程。研究晋国历史，《竹书纪年·晋纪》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魏纪

魏纪自惠成王起，称“梁惠成王”，这与其他典籍记载的魏国又称梁国相符，有利于读古书，如《孟子》时，弄清楚究竟怎么又有个梁惠王之类的疑问。更好地保存了历史的原貌，对于研究魏国历史更为便利。

古今版本

书中用的是以夏正记年（《春秋》是用周正记年），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其文字用蝌蚪古文书写，体裁采用编年，记事简短如同《春秋》经。《竹书纪年》这个书名是后人取的，因为它原是书写在竹简上，又是纪年的。又由于它是从汲冢中发现的，所以又有人称之为《汲冢纪年》或《汲冢书》。这书自从发现以后，就经常为人所引用，如《水经注》、《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通》等书都有引证。但唐以后就不见于著录了，可知这书已佚。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

到了明朝，忽然又出现一本《竹书纪年》，内容从黄帝讲起，共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许多事实古本有而本书却不载。经过清人考订，证明今本乃是明朝一些无聊文人拼凑成的一部伪书，其内容几乎无一不是袭用《史记》等书，所增加者不过年月而已。

今本和古本的不同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纪年方式：古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分别采用了东周纪年、晋国纪年、魏国纪年三种纪年方式；而今本则统一采用了帝王或天子纪年方式。二是关于舜继尧位和益启之争的记载：古本的记载完全颠覆了传统上《尚书》《史记》等经典古籍的记载，而今本则与《尚书》《史记》的记载完全相同。三是现在看到的古本辑订本中没有出现帝“陟”的表述，而今本则明确指出“帝王之崩皆曰陟”，而且几乎所有帝王之崩均用“陟”来表述。

出土时间

学术界对于这批竹简的具体出土时间，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咸宁五年（279年）说。此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五年……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举伐吴。”唐人张怀瓘《书断》、宋人郭忠恕《汗简·略叙》等文献也持此说。

二是太康元年（280年）说。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西晋著名学者杜预，其《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记载：“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隋书·经籍志》及唐代学者孔颖达等也持这种观点。

三是太康二年（281年）说。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西晋史官荀勖在为另一本在汲冢出土的文化典籍《穆天子传》所作的序文中提出这种看法。他说：“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另外，房玄龄等所著《晋书·束皙传》、太康十年汲县令卢无忌的《齐太公吕望表》也对这种观点表示强有力的支持。《晋书·束皙传》载：“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出土地点

在各种文献资料中所采用的最普遍的说法是：汲冢，在河南省卫辉市（原汲县）西南10公里孙杏村镇娘娘庙村南。因墓地在汲县而得名，为战国时墓冢，共七处（自东至西按天、地、五行编号）。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準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3号“金”字墓，得竹书数十车。经束皙整理编辑的《竹书纪年》一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年体史书，曾为中国文化史四大发现之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种说法主要是依据西晋太康十年汲县令卢无忌所立《齐太公吕望表》所言“太康二年，汲之西偏，有盗发冢，得竹策之书”而立论的。

民国23年编订的《获嘉县志》却认为，“（大梁冢村）古之汲冢也（晋属汲郡），或为魏安釐王冢。”新编《辉县市志》“文物篇”古墓葬栏目也认为：魏安釐王冢位于辉县市占城乡大梁冢村北的“大梁冢”。

后一种说法同第一种说法相悖，一下子把原来一致认定的《汲冢书》出土地点由汲县（现河南省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村南移到了河南省辉县市占城乡的大梁冢村。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村与辉县市占城乡大梁冢村，两者相距30余公里。尽管一东一西相距甚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晋时期，这两个地方都在“汲郡”的管辖范围内。史料载：“汲郡，西晋泰始二年（266年）置，治所在汲城（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汲城村一带），属司州。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的卫辉、新乡、辉县、获嘉、修武等市、县。其后，治所、辖境屡有变迁。”[13]

出土经过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汲县（今卫辉市）地一座战国墓出土大批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8]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地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代眼前地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

西晋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版本流传

出土初释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秦统一前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