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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第2页)

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8]

再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6]

失败原因

内部关系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外交策略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军事谋略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如前所说,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楚军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

战争评价

胜败原因

城濮之战之后,晋文公在践土(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结论

1、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软实力”的问题。

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成就了晋文公中原霸主的地位。

2、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战争影响

楚国

之前,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黄河下游的大国,如齐如宋都被楚所侵略,鲁、卫、郑、陈、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城濮一战,楚军败绩,南夷的势力即退出了中原,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

晋国

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后,晋国举办“践土之盟”。此次盟会,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任务,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

如果没有这场关键战役,晋国可能无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历史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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