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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2章 翁同龢 从状元到帝师的传奇一生（第2页）

九月十六日，英国介入调停，建议中国向日本赔款议和。对此，翁同龢与李鸿藻坚决反对，他们主张应当继续增派援军，鼓励前线将士，并加强海军力量。翁同龢的意见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此外，他还提出了向英国商人借贷以及聘请德国军官汉纳根训练新军的计划，尽管遇到了一些反对声音，但最终促成了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编练“定武军”。

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恶化，清廷成立了督办军务处，翁同龢被任命为会办军务大臣。在与英使欧格讷关于赫德管理中国军队的提议上，翁同龢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这将导致中国丧失过多主权。

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清廷被迫派遣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翁同龢坚决反对割让台湾，并在李鸿章赴日前拜访他时明确表示台湾“万无议及之理”。然而，当李鸿章带回包括割让台湾在内的议和条款时，翁同龢悲愤交加，但在光绪帝面前仍极力主张“台不可弃”。尽管如此，最终光绪帝只能接受现实，允许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条约签订后，翁同龢继续承担着筹集资金以支付巨额赔款的任务，多次与外国商人交涉借款。

五、开缺回籍

甲午战争后，翁同龢在对外交涉中的角色日益突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十六日，他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管同文馆事务。同年六月初九日，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而翁同龢则继续在外交事务中发挥作用。十月初一日，胡燏棻调任津榆铁路督办后，翁同龢与李鸿藻联名保举袁世凯办理练兵事宜，并从户部拨款支持袁世凯的小站练兵。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慈禧太后下令裁撤汉书房，翁同龢结束了作为光绪帝师傅长达二十多年的生涯。同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并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翁同龢奉旨与张荫桓一起参与了相关文件的讨论，但他对这一条约持消极态度。在此期间，翁同龢还努力阻止列强对中国权益的侵犯，比如反对法国费务琳公司修建龙州铁路，反对容闳提出的借美国款项筹建中国银行的建议。同时，他也支持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和修建卢汉铁路，并从户部拨款支持。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十五日，翁同龢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但仍兼任户部尚书。这一年，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入侵胶州湾，翁同龢与张荫桓奉旨办理对德交涉。在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多次交涉中，翁同龢坚持要求德国先撤军再谈判，并将教案与撤军分开处理。然而，德国方面并不接受这一方案，甚至以撤旗回国和开战相威胁。翁同龢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最终光绪帝劝他继续与海靖交涉，但他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在光绪帝面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他仍然未能改变局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提议开办昭信股票，筹集对日偿款。翁同龢代表户部复议，并亲自拟定了股票章程，但最终筹集的资金远不及所需。同年正月十三日，光绪帝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翁同龢的回答未能满足光绪帝的要求。光绪帝还准备允许外国公使觐见时乘坐车辆进入禁门，翁同龢则认为不合礼仪，结果再次遭到光绪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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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四日，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与德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三月初三日，他参与了中俄关于旅大租借问题的交涉谈判，坚持删除俄方约稿中的一些不合理条款。面对各国企图瓜分中国的局面，翁同龢建议大开口岸，召开国际会议，确保各国不侵占中国领土，但这些建议并未被采纳。

三月初六日，翁同龢兼任吏部尚书。三月十三日，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光绪帝欲在毓庆宫接见，翁同龢以诸多不便为由反对，但未获采纳。四月十二日，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上书请求诏定国是。四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奉命起草《定国是诏》，体现了他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坚持传统儒家思想的观点。然而，四月二十四日，当光绪帝打算在宫内接见外国公使时，翁同龢再次表示反对，并遭到光绪帝的诘责。

最终，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以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屡遭人参奏，且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为由，勒令他开缺回籍。

六、凄凉晚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三日，翁同龢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家乡常熟。当天，众多故旧门生如王文韶、廖寿恒、孙家鼐、盛昱、张謇等数百人前往马家铺车站为他送行。翁同龢在常熟居住了两个月，期间前往江西南昌探望翁同书的遗孀杨氏。然而，就在他到达南昌十多天后，戊戌政变突然爆发，慈禧太后重新掌控政权，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戊戌六君子遭到杀害。

翁同龢得知政变的消息后，心情沉重，头昏目眩。八月十五日，他乘轮船赶回常熟。八月二十三日抵达上海，应恽莘耘的要求在上海停留一天，并了解到北京近期的情况。当他得知谭嗣同等人的密谋以及袁世凯的背叛时，感叹道：“鼠辈谋逆，陷我神明，并贻无穷之祸，真堪痛哭。”

十月二十日，清廷下达命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并交由地方官编管。十二月，翁同龢搬到了虞山鹁鸽峰下的新居“瓶庐”。在被革职的日子里，他每日诵读《法华经》，研读《易经》《庄子》《荀子》等书籍，并练习书法和绘画以打发时间。尽管身处逆境，翁同龢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和光绪帝的命运，每当听到有关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消息时，他总是忧心忡忡，难以平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回銮北京，翁同龢本想前往开封迎接圣驾，但因无人引荐而未能成行。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慈禧太后因庆祝自己的七十大寿，下令将戊戌年被革职的官员开复原职，监禁的地方官管束人员一概释放。翁同龢得知此消息后，感慨地说：“逋臣如得邀此宽典，虽一息尚存，当伏谒君门。”然而，他并未真正被开复原职。

在被解除管束后，翁同龢曾乘船游览苏州、杭州、萧山等地。然而，这次旅行之后，他便卧病在床。张謇曾在五月十八日前往虞山探望病中的翁同龢，两人谈论了立宪的问题，翁同龢对此表示赞同。五月二十一日，翁同龢病情加重，他向身边亲属口占一诀别词：“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并引用《论语》中的句子自撰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当天晚上，翁同龢在虞山鹁鸽峰祖坟旁的家中逝世，葬于祖坟西侧。

翁同龢去世后，庆亲王奕匡曾请求为他开复原官，但被慈禧太后拒绝。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三日，在两江总督端方的请求下，清廷才开复了翁同龢的原官。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在遗老邹嘉来、吴郁生等人的请求下，逊帝溥仪追赠翁同龢谥号“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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