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总是会带着腐败,这是人性问题,和其他任何东西没有关系。
法规条律只不过是让其犯罪的成本提高,在于威慑。
就算是太祖那样的严苛刑法,为的就是威慑贪官,但是在现有条件下,该贪的,还是会贪。
在场除了于谦,或许没有几个尚书敢说自己没受过别人礼的。
为官清廉可并不代表着穷。
和贫苦大众相比,于谦出生书香门第,祖上便是当官的。
只不过于谦的父亲于彦昭,乐于隐居,喜欢研究学问。
也或许是如此性格,才让于谦的物质欲望很低。
千人千面,于谦之所以能出头,其实和宣宗当时要打击贪腐不无关系。
当时宣宗问杨士奇和杨荣:“为何祖宗之时,朝臣谨慎自守,近来却贪浊成风?”
答曰:“末年已有之,如今更为甚。”
自此,宣宗让于谦巡按江西,并且在杨士奇的推荐下任用顾佐为右都御史。
要说最严重的腐败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杨士奇这样的阁臣身上。
顾佐为右都御史,有人弹劾其接受隶役金钱,私自将其遣送回去,在宣宗看来,这和杨士奇当初推荐的不一样,说好的公正廉洁呢?
但是杨士奇却说:“中朝官禄薄,仆马薪刍咸资之隶,隶得归耕,官得佐费,实两使目,永乐以来皆然;先帝知之,令增朝臣俸以此。”
这是和后世和珅的救济粮掺沙理论一样,官员薪资微薄,养不起童仆马匹,所以收了他们的钱,放他们回去耕田。
简单来说,就是哭穷,还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朝纲到了王振手中,便败坏的不成样子。
法律得不到实施,其威慑的效用已经十分廉价了。
同行的衬托,让于谦这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显得格外妖艳。
工资,朱祁钰自然是要给他们涨,但是涨工资的前提下,就是要从根源清洗一下腐败。
如今的人头税就是根源之一。
掀开那遮盖的布,露出里面血淋淋的现实,消失的人和地,就堆积在其中,而官员们便是在布匹上饮酒享乐。
“诸卿要想的是,以亩计银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不是想着太早或者太急,凡事皆有度,大明糜烂至此,正需我辈动手改造。”
朱祁钰扫视了一眼,继续沉声道:“明公们说俸禄低,朕发了实俸,但贪欲永无止境,朕需要钱,便是从税收中来,太祖曾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明公不能一手偷着大明的钱粮,又在朕面前哭穷!”
闻言,王直陈镒等人浑身一颤。
他们哪会不知道,这说的是三杨时代的内阁,也说的是他们欺上瞒下,碌碌无为的懒政。
“陛下,臣以为,若是银差增耗,额办和派办,可能导致各地摊派,看似减轻了百姓负担,实则官吏会层层加码,按陛下所说,国库虽充盈,但生灵涂炭。”
趁着圣人说话的空隙,于谦加以理解,再加入自己的判断,独立做出了预判。
朱祁钰点了点头,笑道:“不愧是于卿,确实,因而朕才会让百官讨论,而不是直接推行。”
说着,朱祁钰起身,走到众人之中,道:“金濂掌法,陈循掌财,于谦掌兵,周忱掌匠,王直掌吏,以六部之能,若不能完善新政,那朕就该考虑换人了。”
朱祁钰可不是开玩笑,身为六部尚书,除了周忱,还是内阁大臣,领导中的领导,知人善用也是必须的。
如果任何事情都是朱祁钰自己决定自己想,那么要他们何用?
于谦在接受夸奖的同时,也感到了些压力。
一种来自于大明意志革新的迫切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