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1789大旱灾的连锁反应,竟然还导致东洲出现南北分裂,乃至于不得不上装甲火炮列车维稳的诡异事。
在西京得知消息的西京行台,都十分不解。
从高级参事、军队参谋到中下级的文官武官,大家气得都快吐血了。
武约宁,作为被新任命的波兰驻西京办事大使、西京大都督府参赞,她就在会议里指名道姓的辱骂飚王郑守恩:
“皇家里怎么会有如此虫豸?西京如果有东洲十分之一的富饶,早就不必考虑镇压诸族了。我们这里的民众为了一个土豆都能厮杀到死,而他们那里野外的麦田都懒得收拾,早知道不如移民500万到东洲,也好过在这穷山沟里让百姓们内讧。”
坐在上首的李泰容无语的看着这个偏激的女参赞,她虽然勇敢,但还不够成熟。
李泰容批评武约宁:
“你以为我们是不想吗?是拉不出来,运不过去!但凡从那大山里挖出来250万人,就没那么多问题了。”
然后他才点评在德堡的弟弟飚王郑守恩:
“守恩不是虫豸,守恩弟弟的学习成绩颇高,为人理政、治理经济也颇有分寸。可就是。。。利欲熏心啊。他和棉花同盟、纺织同盟的关系太密切,密切的已经让他忘记了自己是至圣帝的孙子。”
但话说到另一边,棉花同盟、纺织同盟,那都是先帝最根基的根基。例如纺织同盟如今的盟主李令天和李令玲姐弟,作为郑诛和干儿子李桂的后人,名字还挂在皇室宗亲谱系的前列中。
如果不是这两兄妹带着全体商业同盟支持了政泰帝的紧缩计划,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撑过了上一轮金融危机那几年,可能如今的危机还要提前十几年爆发。
换句话说,双方其实是一体的,这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我就是我。
这世界上最艰难的,就是自己反对自己。
李泰容总不能发电报去质问自己的弟弟为何会搞出这种幺蛾子。
他更不能向其他人传达郑守恩的内心所想。
因为在皇室内部的通讯里,郑守恩多次向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们传达了他的想法。
东洲的棉花往死里运回本土只因为一件事,本土的棉布价格暴涨得更加迅速。东洲的棉布价格逼近30银两,然而本土的棉布价格就没有低于40银两的。
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大旱,河南、安徽、山东的棉田颗粒无收,长江中下游的棉田更是连苗都没有出,东北、甘肃、西域的棉花倒是意外的出了点成果,可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是滴水之泉应对全面饥渴。
对于这个老大国家来说,本土胜过外海的传统观念一直没有丢。一起在南京和北京生活的皇室兄弟们,在此刻本能的选择了遵从本土的需求。
可他执行的太过分了。
但换一个思路,这可能只是郑守恩的借口,因为他和他那边的种植主们确实赚取大利。
李泰容心乱如麻。
与东洲那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相比,西京这边继承自奥斯曼帝国的国土实在是太贫瘠了。从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从黎凡特到埃及,哪哪都是黄沙漫漫,高山戈壁的景色。
他思来想去,也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办法。
难道再苦一苦天竺?
就算想苦,也实在没有这个条件。
天竺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旱灾,而且处于全国的重灾区。德干高原上一片哀嚎遍野,恒河、印度河却超常的泛滥成灾,淹没无数农田。天竺大尚书府甚至写信向波斯都督府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