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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宁却俯身抓住了他的手,再次仗着年轻,压制得他完全动弹不得。
“你……你……”心脏剧烈绞痛,蔺先荣呼吸困难,恶心欲吐,已经连喊都喊不出来了。
“书记,我话还没说完。”盛宁凑得更近了些,紧紧盯着眼前这张松弛浮肿、老病交加的脸,“想我们蔺书记寒门出身,小时候捡过野菜拾过废品,靠每个月21块5的甲等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终于一跃龙门两重天,舔着周嵩平爬到了这个位子……如今抱着重病还不肯退居二线,不就为了多捞点养那在香港的娇妻和儿子么?可你真的确定……”停顿一下,他又用力攥了一把对方的手腕,眼底笑意徐徐加深,“这个儿子是你的种吗?”
话音落地便也甩了手,只听“咣”一声巨响,这具痴肥硕大的身体彻底失去平衡,栽向地面。
一只药瓶从蔺先荣的口袋里掉出来,应该是速效救心丸之类的“保命药”,咕噜咕噜地滚在地上——
滚到跟前,盛宁伸出一脚,轻轻地将它踩在了鞋底。
居高而临下,他表情冷漠地望着瘫软在地的这个男人。省常13人,去掉一个刚刚退常的朱玄平,去掉一个入常不久的洪万良,再去掉骆亦浦、孙冉英及他们的亲信,余下站队周嵩平的6个人里,结合沈司鸿留下的信息,盛宁分析了许久、筹划了许久,认为最容易被攻破的,还是这个“花脸书记”。
蔺先荣倒地不起,只能仰头望着这个病病恹恹的年轻人,觉得这张苍白却光艳的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难辨人鬼了。他一只手捂住即将炸裂的胸口,一只手颤巍巍地伸出,虚空中抓了最后一把,便彻底垂软下去。
对咸宝生案的侦查方向已从自杀变作了他杀,蒋贺之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咸宝生身上有针孔,既有可能是他因糖尿病注射过胰岛素,也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琥珀酰胆碱这类的肌松药,然后趁其无法反抗将其吊死,伪装成了自缢身亡。琥珀酰胆碱虽会在体内迅速分解,但肾脏是人体的排毒器官,用荧光分光光度法或许可以测出它分解后留下的物质。
这件案子与十二年前的咸晓光案高度相似,但老沙坚持装聋作哑,再打探不出什么新东西了。蒋贺之突然想到了监狱里的何絮飞。这杆刑侦老枪十二年前也在局里,或许能问出一点新的线索。
洸州监狱内,昔日的搭档再度见面。相隔一扇铁窗,光着脑袋的何絮飞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脖颈,说:“以前穿警服,现在穿囚服,是不是看着特奇怪?”
“还行,”蒋贺之说,“挺精神的。”
“前阵子我在《新闻中国》里看见你了。”每晚七点,服刑人员的固定节目就是集体在监室里观看《新闻中国》,老何笑笑说,“就是奥运马术比赛场馆的揭幕仪式上,当时我还跟我狱友说呢,我说这位帅飞了的大少爷是我曾经的搭档,他们都不信。”
蒋贺之不乐意提自己回港的事,只问对方,对于12年前的女高中生石玥毁容案是否还有印象?
何絮飞努力回忆了一番,却摇了摇头:“那会儿我出差追逃去了,从头到尾没参与,也不了解这案子的情况。”
蒋贺之又问:“咱们侦办一件案子,外出调查取证需要两人进行,既然其中一个是沙怀礼,那当时跟老沙搭档的另一个人是谁?”
“陈钦东,”这回老何不需要回忆了,脱口而出,“我们叫他‘阿东’,那个年代公安里少有的研究生,也不恃才傲物,为人特别热情,一直管沙局叫‘师傅’,见了别人也都笑呵呵的。”
市局里没有这个人,兴许是调去别的局或者别的部门了,蒋贺之马上问:“他现在人在哪里?”
然而老何却露出一脸怅然的表情,摇头道:“你还记得盛检接受外讯的时候,我曾跟你说过我们局里以前也有一个年轻刑警受过外讯,回来之后没多久就精神出了问题,病退了吗?”说着,他叹了口气:“那个人就是阿东。”
接着,老何便讲起了阿东的故事,他说,这个研究生虽学历高人一等,却特别以从警为荣,每回遇上实战比武或者领导视察,喊他一声‘陈钦东’,他就会笔管条直地敬个礼,口号也一定喊得比谁都响。然而咸晓光案后,身为协办该案的刑警,他因涉嫌藏毒贩毒被拉出去外讯了十来天。
“你也知道,那会儿的‘外讯’特别没分寸,只要不打死,就往死里打,然而阿东宁打死也不认罪,后来藏毒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他出来后就得了外伤性精神病,这种精神病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演变成渐进性痴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家人不堪负累,将他送进了一家叫旭升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里……”
听了这个消息,蒋贺之当即决定去那家精神病院看看,起身就走。
“等等,贺之……你跟盛检……”何絮飞一个老刑警,自然早就察觉出对方提到“回港”时的微妙态度。
“分手了。”想到彼时还在对方面前信誓旦旦此情不渝,蒋贺之自嘲一笑,“老何,你还真是……乌鸦嘴。”
出了洸州监狱,便接到了高鹏的电话。高鹏照例每天都要向三少爷汇报那位检察官的动向。他在电话里告诉他,盛检已经回了洸州,不再居住周公子的大别墅,而是独自回到了他的旧宅。
那地方还能住人吗?蒋贺之不确定,对盛宁而言,那地方承载的记忆既甜蜜又血腥,两种极端对立的情绪会互不妥协地迎头相撞,跟自戕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