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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自己定义（第2页）

他是个斯文的人，话没有说出口，但蒋红安却明白，这样的大忙可不会帮不相干的人。如是，两家谈好，领证成家，请客吃酒。接着，她接手一家幼儿园，各种审批辛苦跑下来，在蒋红安十九岁这一年，成立了“幼苗幼儿园”。她年轻没经验，婆婆是一位在教育部门就任多年的老干部，便兼任园长。蒋红安做“教育园长”。至于生源，夫家和娘家面子很大，便招来了不少双方单位家属的孩子。蒋红安自己先与董建的奶奶商量，他立马转学过来，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也跟原来的幼儿园里一些受到“特别对待”的孩子家里谈了，请他们转到自己这里来。办幼儿园是蒋红安的梦想，丈夫全力支持，怎么样教育当然由她说了算。可真的做起来，实在是难。

幼儿园分为两拨孩子，家里介绍来的孩子出身好，态度也高傲，又是关系户，认为蒋红安自然会特别关照他们。这些孩子耳濡目染，仿佛也懂得自己的金贵。他们在家里被寄予很高的期望，是盼着长大考大学的。

另一拨孩子，在原先的幼儿园里都算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家长往往因为种种事情顾不得自己的孩子，更不要提学着关爱他们了。

蒋红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会孩子们：“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的爷爷可是局长！”当一个孩子这样说的时候，蒋红安要告诉他：“是呀，你的爷爷非常厉害。他的爸爸也很厉害，能爬到很深很深的锅炉里去！”孩子们彼此相熟之后做了朋友，便有家长来找她，说：“蒋老师帮着管管我家的孩子，让他尽量跟好孩子交朋友。”蒋红安又要跟这样的家长说，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她还不到二十岁，对她的工作来说，长得又过于漂亮、娇嫩，缺乏威严。许多家长尊敬她，一来是看在她教师的身份，二来也是看在她婆家的面子。她年轻气盛还为此恼火过一阵子，可后来她想，既然有帮助，就是好事。然而既受婆家荫庇，婆婆又是园长，什么事情都得要对婆婆交代清楚才好。尤其每天来自家长和孩子大大小小的冲突矛盾不断，一切的观念都还在磨合之中。

蒋红安说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婆婆便教育她说：“人和人生来就有差别。别的不说，咱们社会主义的孩子跟美帝的孩子，肯定就不一样呀。我们做教育要因材施教，你说的平等太理想化了。”蒋红安说要用宽容的爱来培养孩子，婆婆又说：“教育要赏罚分明，如果一个孩子只得到爱而没有惩罚，只会成长为一个废物。”

每件事都做得举步维艰，蒋红安年纪轻轻，常有撑不住的时候，撑不住了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哭一场。一天她正在哭的时候，有人敲门。

“蒋老师，我是董建。”

董建转学到这里时，已经五岁了，是全校最大的小孩。来到幼苗幼儿园，待在蒋红安身边，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个子最高，最懂道理，每天帮着蒋红安忙里忙外，像幼儿园的小主人。有时候很小的孩子好奇他的断臂，他也会坦然地掀起袖子来给人家看。小孩子问他“你还疼不疼呀，你的胳膊还会不会长出来呀”，他也会耐心地一一作答。

这一天他敲门进了蒋红安的办公室，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就问：“您是躲在这里哭鼻子吗？”

“是呀，我需要在这儿哭一会儿。”

“我能跟您一起哭吗？”小小的小伙子红着眼眶问。

师生两个彼此拥抱着哭泣了好一会儿，蒋红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董建说：“王兴军问我的爸爸犯了什么罪，是不是要偿命。”

“那……我去找他谈谈。”

“没关系，我只是想我的爸爸了。奶奶说爸爸还有八年就出狱了。蒋老师，八年有多长啊？”

蒋红安听得一阵心酸。“八年对你来说，大概很长很长。”

董建难过地低下了头。

“但我想你爸爸也像你想他一样非常想念你。”

“真的？”董建抬起头来，瘦小的脸蛋上满是惊喜。

“嗯。”

两年时间眨眼过去，董建就要升入小学了。把他送走前，蒋红安问他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是爸爸出狱回家。”

蒋红安听了说：“这不算理想，理想是指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小伙子认真地说，“我想成为跟你结婚的人！”

蒋红安哈哈大笑：“这也不算理想呀。”

“那……那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个又勇敢又好的好人，就像你一样！”

办幼儿园日子稍久，蒋红安感受到，教育孩子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对上说服婆婆、对下沟通家长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可自己再怎么坚定无畏，所谓的威严和阅历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获得的。若想获得话语权和尊重，恐怕只能学习更多的知识了。

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把国内外先进的幼儿教育、心理发展方面的书无论好坏都读了个遍。她一边读书，一边写心得，学得用心，当然也扎实。有知识就有了底气，再跟家长们谈起话来，她便越谈越好。婆婆是个理性稳重的人，冷眼看着蒋红安日日夜夜做的一切，逐渐开始佩服她。在蒋红安哪些事处理得不够圆融、成熟时，她也毫不客气地插手点拨。如此几年过去，一切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讲道理的家长越来越多，于是也有了越来越多开朗、健康的孩子从她这里毕业。

可是随着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她的“后院”起火了。她的年纪日渐接近三十岁，却还是没有当上妈妈，家里人都坐不住了。说起做妈妈，蒋红安并不抵触，可她不知怎的就是怀不上。丈夫三天两头要她去检查身体、扎针灸、做理疗，可她工作忙得不得了，基本的检查做完了，其他的就反复推拒。父母更不满意，干脆在上海给她找了一位名中医，要她去调理半年。可她一时一刻也放不下她的幼儿园和孩子们。这下可好，父母直接赶来劝她。他们说她身体要是没有毛病，那就是工作压力太大闹的。女人还是要顾家，岁数也不小了，生个孩子才最要紧。丈夫心里不满，跟她三天两头地打架，这样一打架，种种不满都吵了出来：“哪儿有像你这样的妻子，我下班了你还不下班，到了家里连饭也不烧，只知道当个蛀书虫。我的衣裳脏了你也看不见，叫我到单位被人家笑话！”

蒋红安方寸不让：“妇女能顶半边天，难道我这半边天就是生孩子、烧饭、洗衣裳的？”

家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劝她放弃工作，就是她的婆婆。她既没有劝自己儿子理解妻子，也没有劝亲家夫妇，只是一切如常。蒋红安知道，婆婆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热爱工作的女性。可虽然她也热衷于事业，到底没有耽误了生养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既不顾家又不生育的职业女性，不管怎么说都理亏。

吵到她三十三岁这一年，丈夫突然不跟她吵了。她回到家里，丈夫一个字也不跟她说。憋了一阵，终于摊牌：丈夫在外面有了女朋友，人家才二十三岁，已经怀孕了。

明明是丈夫犯了错，可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要说同情蒋红安的，恐怕连一个也没有。公公当着她的面教训儿子说：“不管怎么样，你这样也不道德呀。”“不管怎么样”这几个字，却是在指责蒋红安了。

蒋红安心里很痛苦，多么希望哪怕只有一个人能站在她这边。她和丈夫闹得不可开交正到了矛盾顶峰时，婆婆突然对她说：“我快退休了，这个园长我就不干了。让给你吧。”

三十四岁时，丈夫的孩子出生了，她也离了婚。这一次的离异无疑给父母抹了黑。见了面，他们都没有别的话，只一味劝她赶紧找对象再婚，女人没有丈夫是不行的，不要再那样专心忙工作了。更何况，她本来就怀不上孩子，如今岁数也大了。